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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前,在湖北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为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5月9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在武汉隆重开馆,并推出大型展览《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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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做客在线访谈

省委书记蒋超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魏海生,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出席开馆仪式并参观展览。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主持开馆仪式。

许耀桐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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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陈列馆位于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旁,历时3年建成,展厅面积近3000平方米,展出文物资料405件、珍贵历史照片700余幅。展览分“创立与探索”“推进与曲折”“恢复与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四部分,运用微缩浮雕、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律建设理念、战略方针及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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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1月25日电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和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宪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回望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李忠杰在访谈中表示,我们党的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是1927年在党的五大上选举产生的,这是党的建设史的创举,也是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一个重要开端。

马国强在致辞中说,要充分发挥陈列馆的教育功能,使之成为党员干部接受纪律教育的重要阵地,成为广大群众接受革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对于当时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原因,李忠杰介绍,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第一,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以后,党的机构逐步经历了一个健全、发展的过程,开始的组织机构不是很完善,以后随着工作和革命斗争的需要逐步得到加强。

省直相关部门及武汉市有关负责同志、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上述活动。

  
实行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民主政党的标志之一。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民主活动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实行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也就没有民主可说了。在列宁为民主开列出来的三个条件中,“监督”成为最后的一道关口和防线。既然党内监督如此重要,当然要下力气弄清楚它。围绕着党内监督的提出和演进、党内监督的涵义和原则以及进一步推进党内监督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基本问题,本文做出如下探讨。

第二,我们党的成长、发展,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我们党建立的时候人数比较少,很快就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发展党员。党员的队伍逐步增加,尤其是我们党的四大的时候,还只有900多名党员,但是到五大召开之前,也就是1927年4月的时候,达到了57000多名党员,党的队伍壮大了是好事,但是也就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证党员的质量,保持党的思想政治上的统一。

穿越历史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史上的“湖北印记”

  

第三,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国共矛盾逐步激化,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因此革命面临着紧急的关头,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情况之下,党内确实也有些人丧失斗志,动摇,甚至叛变,所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也就更显突出。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其他一些外国党,包括苏联党,也都有过建立监察委员会的实践,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党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大背景的需要,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决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宏斌 通讯员 万玲 实习生 徐琳

   一、党内监督的提出和演进

武昌都府堤,一条长不足五百米的老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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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监督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便被提出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级机关。”[②]这一条中讲的“必要的措施”,其中就包含着要运用监督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有关的监督措施,才能“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使全党上下团结一致,达到共同目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在其第四十二条又规定:“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即通知有关支部。”[③]这一条中所用的“监视”一词,意思更加明确了,就是对不守党的纪律规矩的、或受到处分的、甚至离开了党的党员,要进一步地加强监督,防备他们,以使他们不至于危及到党的事业。

1927年5月9日,在此召开的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

  

2019年5月9日,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隆重开馆。

  
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二国际)组织。在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中的第五条,作出如下规定:“总委员会同各种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在所有的团体中加以讨论,并使协会在由于某种实际建议或国际纠纷而需要它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④]这里,强调了总委员会具有一个基本功能,即“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的党内监督功能。很显然,国际工人协会关于“加以干预”的党内监督思想和功能,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作的“加以监视”规定的精神,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92年的光阴,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事实: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中,总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与时俱进、历久弥坚。这个力量,就是纪律的力量。

  

走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丰富的文物和史料昭示,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纪律”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湖北这片红色的土地,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如果说在马恩时期,党内监督的思想首先被提出来了并获得最初的探索实践,那么到了俄国民主革命时期,列宁就更加重视监督的问题。他说:“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⑤]从列宁的这段话可知,只有实现“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这三个条件的完整的组合,才能对党的干部发挥出从“自然选择”到“适者生存”再到“各得其所”的重大作用。而如果只有“公开性、选举制”这两个条件还是不够的,要让干部能够更好地“各得其所”,重要的是必须加上“普遍监督”这一条。正因为这样,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内监督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并得到广泛、有效的贯彻执行。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要“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⑥]。1917年7月,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因此,中央检查委员会必须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开展监督。其负责检查监督的工作主要有:党的中央机关是否迅速和正确地处理事务、中央书记处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检查中央委员会的会计处和各项事业。

国内首次展出中共五大会场照片

  

展品中,有两张从俄罗斯征集来的照片尤为珍贵,是当年中共五大会场照片,系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展出。

  
由于中央检查委员会还只是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内设机关,因此,它不可能有效地对整个党中央特别是对党的高层领导实行检查监督。有鉴于此,列宁在1920年9月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它“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同志组成”[⑦]。1921年3月,苏共十大专门作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党代表大会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为专职,不得兼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其他行政、经济方面的职务。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等现象作斗争。”[⑧]监委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分别与本级党的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并向本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作工作报告。这样,各级监察委员会就可以各自监督同级党委成员,包括监察、检查党的最高层机关与上层领袖。第二年后,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又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强化了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至高无上的监察职能。

照片上,与会代表们正聚精会神听取大会报告。

  

2016年9月,武汉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远赴俄罗斯,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筹备搜集资料。他们在莫斯科走访了3个档案馆,最终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众多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两张中共五大会场照片。

  
除了党的监督机关外,在苏联国家机构中也设有政府的监督机关。1917年11月7日,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设立的3个人民委员部中,就有国家监察部。但在当时,它基本上由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担任各项职务。为此,需要开展对旧国家监察机关的改造工作。1919年4月9日,列宁、斯大林发布法令,撤销了旧的国家监察部,把所有监察机关合并,组建了新的国家监察部。1920年2月,国家监察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并在1923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二大上成立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两家合署办公,开创了一种新的监督模式,可以同时加强对党政工作及其党政干部的监督。

中共五大在党的纪律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共五大首次提出“政治纪律”,首次规定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执纪机构,还完善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纪处罚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委员忠诚履职、廉洁奉公,有8人英勇牺牲,无一人叛党。10人中,蔡以忱、许白昊是湖北人。

  

历史转折关头,八七会议特别强调严守党的纪律

  
和当年列宁领导的苏共相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在全国执政后也加大了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制度。这个《决定》对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作了规定:检查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党员违反党纪的行为;受理、审查并决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及党员违反纪律的处分,或取消其处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使党的干部、党员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议及国家的法令法规,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监督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各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主要是监督他们是否有违反党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进一步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确定了“双重领导体制”,即“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监察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下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向上级监察委员会报告工作,并且忠实地报告党员违反纪律的情况。”[⑩]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对各级监察委员会作出了新的规定:一是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当多数是专职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予以加强;二是各级党的委员会必须加强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三是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四是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11]

“历史转折关头,八七会议特别强调严守党的纪律。”陈列馆馆长高万娥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1927年,党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监察委员会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和御用工具”于1966年底就陷入了停顿状态,1969年1月更遭致撤销,党的九大和十大通过的党章也都取消了设立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党内监督的机构和制度不复存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杨匏安均出席会议。

  

为严守保密纪律,与会代表分头进入会场,就耗时3天。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内监督制度得以逐步的健全与完善。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决定恢复建立党的各级纪委。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纲领,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党内监督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组织基础。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12]成为新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要文件。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重新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规定,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产生办法、设置、职权、任务等都作出了新的规定。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突出了党内监督作用。2003年
12月,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监督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它的颁布和实施成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里程碑。

八七会议特别强调在革命低潮期间要严守党的纪律,会议形成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该《议决案》强调: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

  

向警予、陈春和接力领导首届湖北省监委

   二、党内监督的涵义和原则

韦德娱乐,展览墙上,照片中的向警予烈士容貌清丽但神态坚毅,很多参观者在照片前驻足端详。

  

中共五大以后,中央和湖北省委立即着手组建湖北省监委。1927年6月27日,中央常委会决定向警予任湖北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后陈春和接替向警予担任湖北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向警予和陈春和都在改组党的组织、整顿党的纪律方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明确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13]。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展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概言之就是,党在自身的组织架构内部,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依据党章和党的纪律规矩,相互间检查是否遵纪守规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通过党内监督,才能保证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党的纪律规矩并对违反者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置。

在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陈春和自发串联与党失去联络的党员,建立临时党组织,设法与新省委取得联系,成为省委领导下力量最强的一个基层党组织。此后不久,陈春和不幸被捕,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于1929年3月4日英勇牺牲,至今没人知道他的遗体在何处。

  

董必武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

党内监督分为专门性监督和一般性监督。所谓专门性监督,是指由负责专职监督工作的机构来进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党负责专职监督工作的机构如《监督条例》规定的“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14]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主要负责:协助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开展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督促检查;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向同级党委和上一级纪委报告党内监督工作情况,提出建议,依照权限组织起草、制定有关规定和制度,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15]专门性监督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组织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例如,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设立巡视组,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进行巡视监督,实现巡视全覆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6]各巡视组在一段时间里通过对巡视对象的全面的或专项的巡视监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陈列馆内,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参加开国大典时穿过的衣服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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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介绍,湖北人董必武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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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11月,党中央就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担负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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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举产生新的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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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任书记期间,大力推进监察工作,出台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细则》等一系列工作规范。

1957年3月,董必武在党的第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监察委员会不仅要使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也要使群众注意我们的纪律。……”“我们是个革命政党,不能没有纪律。只要有党存在就有纪律;只要有危害党的健康发展的倾向存在,就要与之作斗争。”

这些讲话,至今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党内逐渐建立起请示报告制度

陈列柜内,一份来自中央档案馆的珍贵史料——毛泽东对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的复电,让人们了解了请示报告制度的起源。

贯彻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是我党的一条纪律和规矩。这条纪律是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党内逐渐建立起来的。

1948年3月8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电《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3月14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道:来电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希望你联系各部,将你说的那些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报告制度的建立,为全党上下加强联系、及时纠正各类错误倾向、积极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制定符合实际的策略,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铭记历史,是为了启迪未来。重温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将极大激励湖北党员干部更好担当起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使命。”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斌雄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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