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国当代史,无论做宏观题目还是微观题目,都应当有一种大局观,具备贯通性思维、全球视野和整体史的关照。以政治史为主轴无可厚非,但应立体地展现政治进程而不是局限于表面化的叙事。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课题方向的转变,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重视个案研究,追求一种整体史叙事,从各个层面把握历史及其变迁。

编者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公报》曾创办在学界称誉一时的《星期论文》版,我们今起尝试办《星期学术》新版,就是试图承继前辈学术薪火的梦想。应本报副刊邀请,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位教授在中央党校留筠园茶馆相聚,畅谈当代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我们以两个版的篇幅刊发此次漫谈会的速记稿,因篇幅所限,发表时略有删节。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国当代史;贯通思维;全球视野;整体关照

杨奎松:我们做了这几年工作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看这种比较平实、扎扎实实的学术性着作了。2002年以前,这种带注释的书基本出不了,出版社怕影响读者看书的连贯性,影响销量。

关键词: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孰重孰轻的争论无涉。本文想要说的是,无论做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心中都应当有一个大局观。做大题目还是小题目是历史学者个人的选择,取决于个人兴趣、史料掌握及驾驭选题的能力等;研究成果质量的高低也不取决于选题大小,而在于作者的功力,功力不到,小题目也会做成言之无物的东西。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当代史研究要想深入,需要进行大量的微观研究,包括专题性的、区域性的和个案性的研究。只有大量实证性研究才能展现出历史本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使以往的宏观结论得到史实的检验。当然,微观研究不是热衷于细枝末节,微观选题也不是“等值”的。从细节中发现历史,更加依赖作者的功力和见识,不只是考据功夫,更需要思辨能力。高水平的微观研究可以以小见大,前提是清楚所研究的个案在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中的位置。

韩钢:浩如烟海的史料资源不进行适当的整合,又怎么提供给学界和公众作为研究资源?能否尽可能通过适度整合史料资源,建立公共平台,而不是听任民间史料流散、消失。

作者简介:

重视微观研究不应回避和排斥宏观思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有没有自身的逻辑,还是说它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的集合体?我们当然要远离已经被泛化了的“历史必然论”,但是不能否定历史有它自身的演进逻辑,是有轨迹可寻的。所谓轨迹就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恩格斯说:“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21页。)。一步踏出去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要踏出第二步。当然这种联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变量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要等到所有细节都搞清楚了才能做大历史的思考?细节的考证是不可能穷尽的,宏观史的总结总得有人来做,大变革时期更需要历史的借鉴。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有限,宏观史的写作绝非一人之功能成。事实上,任何一部整体史著作都是建立在借鉴众人研究成果之上的。

王海光: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借助于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平民史学的浪潮方兴未艾,很多人开始做自己的口述。当年“文革”的那批大学生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们现在不少人在重新写这段历史。这是好事情。要大家把自己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写出来,留下一段信史。

朱佳木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这里提出四个问题来与大家讨论:一是贯通性思维问题;二是全球视野问题;三是政治史深化问题;四是整体史关照问题。

韩钢:大量民间研究和社会史研究出现以后,面临的问题非常大,要做的工作也非常多。这么多的资源怎么整合?刚刚奎松也说了,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某个地方的某个部门、某个机关有这种能力整合这么多的当代史研究资源。可是浩如烟海的史料资源不进行适当的整合,又怎么提供给学界和公众作为研究资源?能否尽可能通过适度整合史料资源,建立公共平台,而不是听任民间史料流散、消失。

【英文标题】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当代史研究应有贯通思维

杨奎松:还有一个麻烦,我写建国史第一卷,感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不够。原来做政治史、做外交史觉得问题不大,后来发现你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光讲政治、外交,光讲几个领袖人物是不行的,必须要从组织、制度、机构,一系列各种各样政策、法律、规则的生成,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的、卫生的,甚至工业、农业等各个方面加以考察和梳理,必须要给后面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前因有一个基本的交待。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和建国有什么联系?但要讲清楚这许多方面,不仅需要这许多方面的学科知识,还需要这许多方面的历史知识。比如,涉及教育,就要研究,至少要准确了解从传统到晚清,再到民国,教育是什么样的,怎么变的,然后才好比较和说明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变。这种变,哪些是历史造成的,哪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光一个教育史,就有初小、高小、中学、大学等等一大堆书和资料要读,我一个人要通那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何况,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人事制度、档案制度、单位体制的历史由来,始终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如果自己也不做具体的和微观的研究,写书时又怎么能勾勒准确?但是,你真的要去一个一个做微观研究的话,就完蛋了。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9)

所谓贯通,就是把当代史问题置于整个20世纪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做当代史研究的有一个缺陷,就是与近代史、革命史研究衔接不够。其实,离开了近代中国这个大背景,许多当代史问题不容易讲透。不过,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主要是从事革命史和民国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打破1949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的视角观察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

韩钢:2005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写一部断代史太难。研究者个体所能做的工作大概就是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人物,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实还原就不错了。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和国领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国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其主线至少有三条。研究国史,需要明确现代史与当代史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它与中共党史的关系。认清什么是国史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国史研究具有较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这并不必然削弱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国史研究除了具有史学各分支学科所共有的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功能外,还有“护国”的重要作用。在今天,只要尊重客观事实,遵守学术规范,当代人不仅可以写好当代史,而且可以在国家机构主持下写好国史。

长时段观察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结构,只有放在长时段里才能看清楚。一位日本学者说,整个20世纪“始终有一个连绵不断、贯穿中国政治空间的深层底流”(〔日〕西村成雄:《历史连续性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我理解,这个“深层底流”就是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问题仍然是近代中国问题,甚至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也可以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找到渊源。举例来说,我们一般认为,中国走上计划经济和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苏联模式的仿效。但国内外不少历史学者强调,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制度不是始于1953年,也不是1949年,而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时期。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尤其是他的《实业计划》。民国时期留下的产业、制度和思想遗产对1949年以后有重要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在30年代至40年代,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中间党派乃至知识界,普遍相信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国营事业能够帮助中国迅速强大,同时避免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痛苦。(参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8月号;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发展国有大工业,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往往忽略了国共两种“计划经济”的实质性差异。但它对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是有帮助的,能够启发我们从更广背景、更深层次理解中国的发展问题,使我们注意到跨越1949年界碑的历史连续性,注意到一些贯穿始终的问题并不因政权变更而改变。在思考当代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时,首先应当了解它从哪里来,是在一个怎样的基点上起步的,不能拿一个抽象的尺度来衡量。

杨奎松:但是这个工作必须要做,不能完全没有人做,肯定要有人做这件事。究竟是没有基础研究、没有微观研究的人去做好,还是有一定微观研究的人去做好,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 键 词】国史 中共党史 国史分期 国史主线 国史主流

20世纪的连续性,尤其表现在革命问题上。“革命”肯定是理解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王奇生用“高山滚石”来形容中国革命,认为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党革命,三阶段革命是一个衔接递进和不断激进的过程(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其实,中国革命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毛泽东看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革命的新起点,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事实上,“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有学者将中国的20世纪界定为从1911年起至1976年为止,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漫长的革命”时代的最后一幕。这不无道理,中国真正告别革命之日应该是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尽管1949年前后的“革命”不能等量齐观,但革命的传统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和持久,却是有目共睹的。从制度沿革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各项制度,并非一切都是草创,许多制度是战争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从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到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等,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源头,新中国成立后只不过是把过去革命队伍中实行的制度扩展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之中而已。当然也有学习苏联的,主要是计划和工业管理部门的设立。还有一些制度,如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我看不一定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因应时势的现实选择,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强化。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的制度即革命传统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包括道德信念、战争经验、思维方式、工作作风等,例如“延安精神”肯定是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廉洁政治和良好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成功经验也会发生时空错置,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革命后的问题,难免事与愿违。例如,从“大跃进”运动中可以看到过去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的误用。1958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畅想有多种思想来源,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和一系列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不了解中国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史。

王海光:真正做了微观研究以后,就不再敢做这种宏观的。恰恰是没有做微观研究的,动不动就敢用“什么史”出面了。过去写历史很讲究的,什么史稿、史纲、初探等等,用语非常谦虚,用到以“史”为名就是都有定论了。可以看得出过去写史很慎重的,能够用“史”为名很不容易。现在,谁都能写史,都敢给自己的书冠名“某某史”,其实没有就具体问题研究过。特别是一些从文学领域转到史学领域的,最敢写史。我的经验是,没有做过微观研究的人写的史是不能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新兴学科。它最早的成果可以追溯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以及1958年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师生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研究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开始的。1979年,中共中央在准备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讲话稿的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简要回顾和初步总结。①接着,用一年零八个月时间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在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历史决议》讲的虽然是党的历史问题,但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具体起草的虽然是专门的写作班子,但邓小平、陈云等一些老一代革命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在党内四千多高中级干部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中还进行过认真讨论。因此,制定决议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高层次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为此后的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所谓贯通,另一个时间节点是1978年。如何看待改革前与改革以来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曾经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热点话题。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停留在“谁否定谁”的是非判断上,而应多维度地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历史本来就不可能人为地割裂,后期的走向都要受到前期遗产的影响,关键是要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改革发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种子却孕育在前三十年。没有前三十年的实践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这种实践包括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如果前期发展得很顺畅,哪来的改革?一般人都认同这个看法,即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前期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又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起始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发展模式的特征。这些条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体两面——既是“中国奇迹”的推力,又是当下“中国问题”的远因。

韩钢:能不能说当下要做的工作,第一个还是要适当、适度地整合历史资源,不做抢救、发掘、整理、编辑、出版这种工作,将来这种资源还会流失。第二个,做一些专题性、个案的、人物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至少这样的工作,做一个相当的时间,然后再去看能不能做一种宏大的、整体的历史描述。

接着,在胡乔木②的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关于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撰系列专著的方案,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编辑出版了大型丛书《当代中国》。这套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历经十余年,先后动员约十万多学者和干部参与编写,陆续出版了150卷,共约1亿字,内有3万多幅图片。它所利用的档案资料之丰富确凿,包含内容之全面系统,都是空前的。同时,有关方面还出版了大量可供国史研究利用的文献档案资料。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文选、文集、文稿、传记、年谱,有1949年至1965年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为划分标志的重要文献集,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④以及薄一波、杨尚昆等共和国重要领导人的日记、回忆录。所有这些,都为国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例如政府的作用。过去,超强的政府执行力被用在了政治运动之上;但当政治路线出现转变,它又成为中国改革赖以推进的重要政治资源,尽管政府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外界一般都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所谓不可复制,不是指市场化、民营化、全球化等经验,而是指中国的“强政府”和“大国企”模式。然而,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近30多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一个推手,这是一个事实,虽然一些人士不愿承认。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泛滥,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生态恶化等问题的出现,也与此密切相关。对于政府过多支配资源和干预市场的发展模式来说,越到后来,其负面作用便越加显露。直到今天,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做大做强国企这样一种模式是否有效率,能否持续,是当前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王海光:我现在经常会有些感慨,面对这么多史料,这么多问题,越来越觉得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做不了几个题目一辈子就交代过去了。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借鉴中国历史上由国家设立国史馆的传统,提议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专事编纂和研究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该所建立后,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著作为主业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刊发国史研究成果的杂志《当代中国史研究》,成立了联系全国国史学界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自2001年起,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集中力量编写并陆续出版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还建立了面向国史学界的学术年会制度,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创办了国史系。与此同时,许多中央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政府也纷纷建立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当代史研究机构,各地的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在许多学科内也建立了当代史的研究部门,有的高等院校还开设了国史课程,设立了以国史为专业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如果算上从省到县各级地方志部门对建国后志书的编修,各级地方档案部门对建国后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全国研究国史的机构就更多了。这些机构产生了不胜枚举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众多的专门学者,促使国史研究作为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逐步登上了学术舞台。

又如土地公有制。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变革的成果。土地公有制无疑是中国特有的增长模式的重要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高增长的秘诀是低人权优势,我以为用低要素成本优势更准确些,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中国之所以能够大量地招商引资,进行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土地公有制密切相关。若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做比较,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国有土地入市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转手入市,获取了数额巨大的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支撑了近20年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但政府垄断土地批租市场也带来权力寻租、房地产暴利、强拆大建等诸种弊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我想有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号召大家都搞口述史。首先是存史,先让大家把这一段历史记忆留存下来,尽可能完整地留给后人。让后一代人在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去看。所以在当代史研究中,我主张先做存史的工作,存史可能比写史在某种意义上更有价值。

尽管如此,国史研究(包括国史编纂)与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目前从总体上看尚处于初创阶段。多年来,国史学界的学者们在国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国史学的学科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不懈努力,但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有待于深化和系统化。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再就其中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为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构建添砖加瓦,抛砖引玉。

再如结构性因素。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而苏联东欧却不能,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与苏东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中国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这使得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如苏联那样成为改革的阻力,反而成了改革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农村改革的成功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无疑是推动市场化改革越过临界点的重要因素,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潮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毛泽东时代存在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国家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规模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进而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县际竞争”的制度,当然,对于这种制度,学术界褒贬不一。中国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包括大量的社队企业,它们在计划边缘寻求生存空间,更容易向市场经济过渡。

第二,对个案的研究。我们不可能自己在每个问题上都搞个案研究,但我们可以提供出几个研究的案例样板。做出几个好一点的个案,开垦几个试验田,给我们的学生趟趟路子,提供点经验体会,点点题目,能给他们的研究工作起到一种铺垫和效仿的作用。

一、关于国史与国史研究的定义

上面举的这几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把前后两个“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更清楚。改革不是革命,不可以推倒重来;即使是革命,也绝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这个历史观不会过时。

第三,更多地在解读史料的方法问题上做做文章。现在底层档案一打开,面临的是浩如烟海的史料,让人眼晕。我常给学生讲,一个县档案馆能做多少题目,一个县几十万人,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内容丰富极了。人一辈子能做多少事,一个县档案就够你做一辈子,一辈子也做不完。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用什么方法去解读这些史料,如何分析藏在这些史料背后的东西,怎样从里面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来,这就很重要了,恐怕是现在应该着重给学生讲的事情。

(一)什么是国史

共和国领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野史,又怎么提须求学界和民众作为研商资源。韩钢:也可以考虑,虽然不能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但是从现在开始,对很长时期内影响中国国民、观念和生活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政策,花一些精力做研究,比如户籍制度。海光做过一些研究。

国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和国领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行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即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

王海光:我做户籍制度研究的时候,奎松给我的一个提示非常好,要把中国的户籍制度和苏联的户籍制度进行对照。我过去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1949年以来的基本制度形成中,有根据地的因素,有中国传统的因素,同时还有苏联移植的因素。所以,制度这种东西是错综复杂的,我们现在都把它简单化了。

现代史、当代史与古代史、近代史一样,都是对历史分期的表述。从各国看,有的把四者加以区别;有的把近代史与现代史合并,只称近代史;有的则把现代史与当代史合并,只称现代史。而且,对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的内涵,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学者的界定也不一样。就是说,这些概念都不是绝对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韩钢:还有工资制度,改革开放前,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几乎只有工资,直接关切城镇居民的生活。但很长时间里,工资调整有限。“文革”后调整得多一些,而且人们收入的来源变得多元。这里面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分期主要应当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我国史学界正是运用这一观点,把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如果仍然运用这一观点,本来应当把1949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教育界一度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样划分近代史和现代史,旨在突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但却忽略了社会性质问题,混淆了革命史与国家史的界限。尽管也有学者主张近代史应延伸至1949年,但由于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史研究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这种分期在学术上的矛盾还不十分尖锐。自20世纪80年代国史研究兴起之初,人们为了避开对“现代史”的既有定义,提出了“当代史”的概念,使这一矛盾又被暂时掩盖起来。但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史及国史研究的深入,“现代史”原有定义的弊端日益突出,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还有一个单位人事制度,这也是长期影响国民生活的一项制度设计。还有计划生育制度。这些长期影响国民的问题,其实可以先做一些重点的研究。

目前,在国家学位工作所涉及的学科、专业目录隶属历史学的二级学科里,设有世界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专业,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当代史专业。这反映了20多年前设计学科、专业目录时的情况,却给国史、当代史的研究与教学造成了种种不便和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又把国史、当代史放到了近现代史专业中。应当说,这两种做法都不合适,尤其是后一种。因为,中国现代史原有定义是把1919年作为起点的,如果在不改变这个起点的前提下就把国史和当代史并入现代史,势必模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划时代意义。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统一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将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由原来的1840年至1919年改为1840年至1949年,并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由原来的1919年推迟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再把中国现代史与国史、当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称“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国史”或“中国当代史”。不管称什么,都应当把中国现代史专业从现有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独立出来。这个意见,史学界早已有人提出,近些年更成为广泛的共识。新近被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采用为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就是这样分期的。不过,要使它被国家的学位工作所接受,最终还需要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

杨奎松:我研究建国史的时候最想研究的,一个是干部组织制度,一个是人事档案制度,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单位制度。

(二)什么是国史研究

你要研究中共立国的组织制度基础,必须把苏联这方面的问题大概搞清楚,但是俄罗斯人对这些问题现在几乎没什么研究,成果很少。我们又不能从俄国的基础档案查看起。

一般说,国史研究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具体说,是指对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包括领空、领海、岛礁)的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内容,也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灾害,或气候异常、地震、泥石流等等给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不仅要对国家整体历史进行研究,也会涉及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研究;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历史进行研究,对暂时未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些地区的历史也要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是完全吻合的。

你只有去查这些东西,查原始档案。我查来查去,查到现在为止,这几种重要制度的形成及其运行方法和历史变动的情况,我现在也还没有写出论文来。

在有些情况下,国史研究(包括国史编纂)只指对国史的宏观研究,即人们通常说的通史研究。这个层次上的国史研究,内涵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研究的内涵稍有不同。它只研究国史中带整体性、全局性的内容,而不研究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内容;只研究中央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做出的各种努力,以及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同暂未受中央政府管辖区域,例如1949年后的大陆与台湾之间,内地与1997年和1999年主权回归前的香港、澳门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人员方面的互动,而不研究这些区域自身社会历史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版或正在编纂的国史书,如各种简史、史稿、史纲,大多属于这个层次的国史研究。

韩钢:起码形成了一套干部档案。延安时期干部都要写自传,都有交代的文字材料,有证明材料,就会形成一套文字档案。这些材料一开始形成叫干部档案。但是最好有一个完整个案作分析,人们就知道档案是怎么回事。

要明确什么是国史研究,尤其要弄清楚它与党史建国后部分研究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不弄清,不仅影响人们对国史研究内涵的理解,甚至会使人们对国史研究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杨奎松:一个个案本身还不能反映一个体制、一种制度。比如这套东西怎么建立起来的,在什么情况下怎么保存和利用,由什么部门授权进行管理,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单位管理的层面不一样,管理的对象不一样,根据及作用如何,是怎样规定的。包括你不同单位、不同层级、不同职业的人,填的表都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这些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文章能系统地考察出来它们什么时候规范化起来的。由于档案开放有限,真要弄清楚在今天还是很难的一个事。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定等,必然对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内容,建国后的党史走向决定着国史的走向。因此,国史研究与党史建国后部分的研究,在内容上难免会有许多交叉和重合。比如,党在建国后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袖人物,也同时是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国史研究对这些不可能不涉及。另外,国史研究与党史建国后部分的研究之间,在理论上也肯定有一些相同、相近、相通之处,很难截然区分。比如,一个国史学者对国史分期、主线、主流等问题的看法,也许会与他对党史建国后部分同类问题的见解相同。

王海光:我就吃过档案制度的亏。我在部队要发展入党的时候,牵扯到家庭问题,需要外调材料。我父母单位掌权的是造反派,跟我们家不对付。先是有一堆材料寄过来了,是群众组织整的,说我父亲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支部一看不敢发展我入党了。后来我觉得不对,怎么老是给我说要经得住考验啊,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儿,最后给我讲实话了,说我家庭问题很严重,够退伍的了。我说,这很简单啊,你们查查去,我父亲要是有这么多问题,我怎么能到部队来的。他们又去函到我父母单位去查,这时单位领导换人了,又重新写了材料,这才算是把问题解决了。

但应当看到,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毕竟有所不同。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的学科定位为政治学;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研究的性质。而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在现代或当代的历史,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衔接,纯属史学学科,而且是断代史性质。因此,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范围、重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必然会有很多不同。

韩钢:还有长期实行的物资供给制度或基本生活品定量供应制度。最后取消粮油定量供应是1993年,改革以后还延续了十四五年,这个制度才取消了。这是长期影响中国国民生活的制度。像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长期影响国民生活的制度,这个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来呈现。

1.关于研究角度。党史研究是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研究党在建国后的历史。它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交往,如何进行自身建设等等。而国史研究,则是从国家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一历史的。它要研究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如何进行机构改革和提高自身效率,以及各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如何参政议政的。比如,同样是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党史研究主要应从制定政策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入手,而国史研究则应从改革开放本身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入手。

韩钢:刚才谈到的当代史研究,当理念发生变化以后,不再把政治史和精英史作为当代史的单一甚至主体内容。只要是把社会史、草根史作为当代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们会发现当代史的资料极为丰富。这些史料或者存于档案馆,或者藏于民间。问题是,无论是藏于档案馆还是藏于民间,当代史的资料发掘和利用都不够。那么怎么经过搜集、整理、编辑、加工来提供给社会,提供给研究者和公众,提供到公共平台上去,除了学者要做努力外,还真是要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和社会也做一些努力。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个体能够做到的,即便能做到,能做到的也非常有限。

2.关于研究范围。党史建国后部分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其执政规律和经验。因此,它研究的范围必然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自身及其影响之内的事务,例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在它们的作用下,社会领域所发生的变迁。至于社会领域里的某些变迁,例如人口、婚姻、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乃至语言的变化等等,尽管与党史或多或少也有一定关联,党史研究也会有所涉及,但却不可能专门研究,不可能在党史研究中设人口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民俗史研究等研究方向。另外,在党史研究中可以也应当进行中共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法制思想史研究、宗教政策史研究,却不可能设中共的经济史研究、法制史研究、宗教史研究的研究方向;在党史研究中可以也应当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八个参政党之间的关系,但却不可能研究参政党自身的历史。否则,就不成其为中共党史研究了。而这些对于国史研究来说,不仅是可以研究的,而且是必须着力研究的。这说明,国史研究的范围要比党史研究宽得多。

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最应该做,因为今天的当代史多少年以后就变成近代史,甚至古代史了。

3.关于研究重点。党史建国后部分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发展状况,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党的会议和文献,党的重要人物和模范,以及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国史研究虽然也会涉及其中一些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更多的应当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修订过程,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和举措,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的情况,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国家机关建设及施政的经验与教训等等。例如,在经济问题上,党史研究应当侧重于基本经济制度、宏观经济政策的建立和制定过程,而国史研究则需要侧重于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如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建立和制定的过程,以及土地使用状况、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货币发行、税收种类、城乡居民收入等变化的情况。

王海光:做这种工作是做功德,造福整个学界的。

4.关于研究方法。党史研究和国史研究都要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研究,例如,都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充分收集、慎重选择和严谨考证史料;都要对问题进行整体和系统分析,通过比较来认识事物;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并进行阶级或阶层分析;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争取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但是,党史研究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无疑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而且应更多地研究中共执政后所遇到的一些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中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如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等问题。而国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则应当基本运用史学的方法,更多地研究一些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中就存在的问题,如财税制度、政区划分、农村社会组织、民间宗教、防疫机制等等。在史书的编纂方面,国史研究除了要运用当今通行的章节体外,还要考虑如何创造性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与体例,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以便做到与中国历代史书相呼应。

韩钢:这种工作既无名,也无利。还有就是口述访谈,土改历史的当事人现在都已八九十了,年纪稍轻的也七十多了,再不做口述,活的记忆也留不下来了。

总之,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各有各的学科属性、研究任务和社会作用,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存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并非它们的本质属性使然,而是由于国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来撰写的内容,党史书则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来撰写的内容。这正是今后需要通过加强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成为怀疑国史研究存在必要性的理由。

现在做土改历史的口述访谈已经很难,从做合作化历史的访谈开始还有可能,实际上合作化历史的当事人也不是很多了。

二、关于国史的分期

杨奎松:包括统购统销。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所谓“断限”,是史学工作者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性的一种方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分歧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历史分期既取决于历史观,也取决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角度、重点和方法,因此,在历史分期上众说纷纭是毫不奇怪的。

韩钢:统购统销时期活着的当事人也不多,这些人应该抓紧作为口述访谈的对象。

目前,国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分期方法,大致有以下四种:

韩钢:对当代史重大政治事件的还原,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学者来讲是责无旁贷的事情,精英的历史和政治史也不能忽略。比如刚才讲的这些问题,这些年来,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不同的当事人开始回顾历史,做口述,写回忆,但是这些记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为当代史的认知提供了过去未知的信息,也带来不少困惑。这些信息有些是相对可信,可能是事实,有些则可能记忆有误,是想象的延伸,有些甚至可能是编造。

1.四分法。即根据《历史决议》,将国史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

杨奎松:我们做了这几年工作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看这种比较平实、扎扎实实的学术性着作了。2002年以前,这种带注释的书基本出不了,要想出,弄注释就得少一点,要不也要放到每章之后或全书之后,出版社怕影响读者看书的连贯性,影响销量。现在完全不同了,出版社有时还要求你必须要加注释,这样才显得够水准,够权威。

2.五分法。即在第一种分期的基础上,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再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界,分为“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时期。

韩钢:一些杂志过去不能有注释的,现在加了注释。表明人们对历史认知的改变,开始出现相对成熟的认知观念了。

3.六分法。即在第二种分期的基础上,将“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再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

王海光:过去那些纪实文学的东西,带来了许多错误的历史知识。现在人们更愿意看真实的历史着作、学术研究的着作。一些纪实文学作家也自称是文史学者,这些人是用文学创作的方法去搞历史,虚实参半,经常搞些“爆料”吸引大家的眼球,我称之为“以文乱史”。当前这个问题很大,造出了很多“戏说”的东西,应该清理一下。

4.八分法。即在第三种分期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再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把2003年以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改革开放新阶段”。就是说,把迄今为止的国史概括为八个时期:三年恢复,四年改造,十年探索,十年“文革”,两年徘徊,改革开放之初,建立市场经济,进入科学发展。

杨奎松:恰恰是当代史需要中国学者自己根据客观的、扎实的研究来讲话,这样才能澄清各种各样的谬传、谬说。

当然,上述分期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如果细分,还可以再分出一些。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历史决议》中就被分成了三段,即“五一六”通知到中共九大,中共九大到中共十大,中共十大到“四人帮”被粉碎。

无论什么样的材料,首先第一个也还是需要你能正确地解读;第二个还要能找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旁证材料证明这个材料是可靠的,你的解读是有根据的。现在网络很发达,好事者为吸引眼球,甚至为耸人听闻,常常在网上发布一些具有爆炸性的假史料,相信的人还很多。因此,现在专业性的研究和专业的方法,就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来了。

以上对国史的几种分期,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国史的特点,我倾向于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历史时期。如果按照这种分期方法,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王海光:我到国外开学术年会,觉得海外学术界的开会方式很有意思,基本上就是学术大集一样。

1.1949-1956年。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

我去加拿大参加的一个会议有380场,不光有研究历史的,还有研究宗教的。同时开28场,同一时间开。大约三天半时间基本开完了,他们有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大party。

2.1956-1978年。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

王海光:但是也有个好处,看一下就知道国际学界关心什么,谁在研究什么,发展趋势是什么。我还想到,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这么严重,国外学界为什么少,这也是个机制问题。每年都开次学术大集,谁做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突然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一本书,怎么来的?大家不会认可的。这就会避免低水平重复。

这里之所以把十年探索、十年“文革”和两年徘徊统统放在一起,都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是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对中国自身道路的一种探索。《历史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时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⑤这些分析说明,“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失败的探索,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因此,把那十年纳入从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既符合历史实际,也有利于科学地认识那段历史。另外,两年徘徊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但它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是回到“文革”以前的那种探索状态。因此,把它放到探索中国道路的时期也是合适的。

还有一个是它的开放度,你进去听两分钟也行,听五分钟也行,随时来,随时走。所以会场中间少则几个人,十几个人,多则很满,坐不下还有站着的。他们研究的课题虽然小,但是几个领域的边界切割得很清楚,是哪类问题放哪类,感兴趣的可以跨学科去听,对开阔视野也是很有帮助的。

3.1978-1992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经济体制上试图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模式的时期。

韩钢: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参差不齐。

4.1992-2003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确定建立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王海光:这几年也注意到专题,也往微观上走。

5.2003年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期。

韩钢:有些会议想覆盖到尽量多的学者,所以不太注意提高标准。

在国史分期问题上,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客观事实出发,从反映历史阶段性特征与内在规律的角度观察,各种划分历史时期的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平等讨论,不应当只把某一种意见作为绝对正确,而把其他意见斥为绝对错误。列宁说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⑥同样,历史的分期界限也不会是静止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比如说到建国100年、200年,人们再来给国史分期,肯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杨奎松:愿意参加的学术会议,首先第一个是规模小,第二个是对参加人员有专业的要求,尤其对论文要有要求。你的论文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你来,或者你才好意思来。上次我们在上海开的会,请某个老外时知道他在这方面有研究成果,后来才发现他交的论文不理想,写一个农村剧团的历史,题目很好,材料却非常薄弱。对于这种学者,我们下回请不请就会很慎重了,这样才能保证质量。

在历史分期上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全是学术问题,其中也有属于政治性问题的。例如,有人提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是从1911年开始的共和时期,一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分期从表面看似乎在提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实则完全无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它所说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实际实行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而它所说的改革开放是指继承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所谓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有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前为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为现代史,改革开放以后为当代史。这种观点从表面看好像也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把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并列当成历史断限的标志,势必抹杀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一致性,同样会导致对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的否定。显然,这些观点不仅在政治上是极其错误的,在学术上也是十分荒谬的,不过是借历史分期为由,表达某种政治主张罢了。

韩钢:题目是好题目,但作者所依据的仅仅是当时公开半公开的文艺刊物,比如《群众文艺》、《群众艺术》这类刊物,缺少档案,也缺少口述访谈,史料品种过于单一。别的不说,史料收集方面就存在不少缺陷。

三、关于国史的主线

杨奎松:起码我们现在参与的当代史研讨会,基本上还是比较严格的,大家都会特别注意自己论文的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虽然不见得都能发表,但与会者的论文大都能提供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而且我们每回的讨论都很热烈。不像过去许多会,许多与会者只是找机会出来玩的,有的转一圈就走了,现在不可能了。

所谓历史的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全部过程并始终支配历史沿着某种既定方向前进、反映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脉络。认清历史的主线,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原因,认识其特点,掌握其规律,预测其趋势,因此是历史研究中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当代史研究风气转变,展现新的视角,目光下沉,方法规范,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

历史主线如果是在历史发展最终根源这个层次、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可以说只有一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但如果把历史作为某个特定空间、时间内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物质关系交互作用的鲜活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具体动因这个层次、这种意义上理解,则主线不会只有一条,而会有多条。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的动机、目的是多方面的,即使处于主导地位的动机和目的也不会只有一个。它们必然会与事先已确定的现实关系的前提和经济条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左右历史的发展,使历史就像交响乐有第一主题、第二主题那样,呈现出多条主线。国史当然也不例外。

如何整合史料资源,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分析藏在史料背后的东西,注意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个案呈现。

目前在国史研究中,对国史主线的提法虽不止一种,但大多主张主线只有一条。这些提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杨奎松: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

一种提法认为,国史的主线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这种提法虽然抓住了国史的本质特征,但并没有揭示出贯穿迄今为止国史全部过程、并始终左右着国史发展的基本动因。因此,与其说它是国史的主线,不如说是给国史下的一个定义。

王海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

再一种提法认为,国史的主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提法虽然说出了贯穿国史并反映其发展的内在原因,但它对于其他许多国家许多时段的历史同样适用,并没有揭示出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一特定过程的特殊动因。因此,也不宜把它说成是国史的主线。

王海光: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我认为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看这个学术转型的?

还有一种提法认为,国史的主线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无疑是贯穿国史并左右国史、反映国史发展特殊动因、具有国史特点的一条主线;国史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这条主线中找到答案。但它并非国史唯一的主线,因为只要再认真分析一下便会看到,在国史中还有一些贯穿始终的重大事件,另有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行的动因,是这条主线所涵盖不了的。如果把它看成唯一的主线,就会发生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

杨奎松:最早用国史名义出版的就是河南出版社出的那套,但实际上还是没脱离原有的那套思路,写法基本还是比较传统。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刘少奇都说过建国后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10年、15年、20年,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新中国刚成立3年,毛泽东又提出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如果说国史的主线只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条,就会使人得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的是为了尽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这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容易给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提供口实。

韩钢:那套书的意义主要是在还原重大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的,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澄清了不少重要史实,也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材料。

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刘少奇之所以主张建国后要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主要是考虑中国要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面对工业极其落后、国家资金不足的局面,只能先通过发展农业、轻工业逐步积累资金,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相应的,只能在国家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尽可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进入1952年后,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顺利完成,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比重的增加,土地改革后农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普遍开展,以及朝鲜战局的趋于平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财经部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进行了比较,反复权衡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形势不允许中国再按原先的设想,慢慢腾腾地搞工业化,要尽快提高国防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生产的能力,必须学习苏联,走快速工业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因为,对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来说,一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别国资源;二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对内实行剥削制度,搜刮人民的劳动成果,而只能像当年苏联那样,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公有化,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把资源最大限度地用于工业化的基础建设。显然,这样做已不再是新民主主义政策,而是社会主义政策了。

王海光:我的看法是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的路子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一是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开始具有民间立场了。所谓民间立场,也就是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

根据现有材料,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是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那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并听取周恩来、陈云汇报就争取苏联全面援助我国“一五”计划建设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中国给予全面援助,以及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审时度势的高超领导艺术。而且,毛泽东当时说的是现在就开始过渡,并用15年左右完成过渡,这与原先提出的先用15年左右搞新民主主义,然后一个早晨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在最终时间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决定了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而不是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才优先发展重工业,更不是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再一个就是史观这时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革命史观开始往现代化史观的过渡。治史方面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着重在史实的梳理,做复原历史的工作。

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两重使命:第一,实现工业化,使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第二,实现社会主义,彻底解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⑦建国前提出先搞十几年至20年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出于这一原因,建国后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5年左右完成过渡,同样是出于这一原因;搞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出于这一原因,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样是出于这一原因。早在制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就指出,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⑧就是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围绕工业化,为着工业化的。尽管在1955-1956年“三大改造”运动高潮时存在要求过急、搞得过粗等缺点,但深入分析一下便不难看出,其根本原因还是围绕工业化、为着工业化的,是为使各种原材料首先保证计划内的重点建设的需要。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荒唐口号,但透过那些表面的政治口号仍不难看出,其深层原因也是围绕工业化、为着工业化的,是试图通过群众运动和扩大农村核算单位等低成本办法,进行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以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单产,适应快速工业化的需要。

杨奎松:我们是1998年开始商量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时候在国内第一个要找人,第二个是找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看有没有人不是从纯粹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共和国史。最终找半天实际上没找到,包括研究成果极少。

后来,1964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又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21世纪头20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所有这些都说明,工业化、现代化始终是新中国追求的目标、发展的动力。实现这个目标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条件,而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则是为了给工业化、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前提。因此,争取早日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样,都是贯穿国史、反映国史发展内在动因的主线。

王海光:从一种有意识的转型到出成果总是要有一段时间。要说从2000年以后,这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成果了。奎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

另外还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周边地区和边境一带进行过几场规模不等的局部自卫战争。如果说这些自卫性质的战争也是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或争取早日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动因的支配,同样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似乎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或争取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要同周边国家摩擦、打仗。然而,这些自卫战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这样,而是由于中国的安全、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和侵犯。可见,除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这两条贯穿国史的主线之外,还有一条主线在国史中起作用,那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新中国在周边地区和边境一带进行的自卫战争受的是这条主线的支配,平定西藏少数分裂分子的叛乱,反对“两霸”,收回港澳主权,遏制“台独”,打击“藏独”和“疆独”,坚持在领海岛屿和岛礁问题上的立场等等,也都是由这条主线支配的。

杨奎松:2000年之前做过,但基本是政治和外交。

所以,我认为国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最重要,但是它代替不了另外两条主线。新中国近60年的历史说明,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共同决定着我们国家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迄今为止在国史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答案。同时,从这三条主线也可以预测出中国的未来走向。它们就像三个主题,交汇演奏了和正在继续演奏着恢宏壮丽的共和国史交响曲。

韩钢:你有一篇东西是标志性的,写1950年代上海的镇反运动,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到过,好像是发在2004年的《学术月刊》?

四、关于国史的主流

杨奎松:不是,发在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

所谓国史的主流,指的是在迄今为止的国史中,究竟成就是主要的还是失误、错误是主要的;或者说,对国史的评价,从总体上说究竟是以正面为主还是以负面为主。目前,国史学界对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分歧不大,多数都认为成就是主要的;但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分歧就大了,不少人或明或暗地认为失误和错误是主要的,个别人甚至把那段历史描绘成专制的、黑暗的历史,比旧中国更坏更糟。因此,要回答什么是国史主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

韩钢:这是你的研究领域开始往当代史扩展的一篇标志性的论文,文章根据地方档案,把高层和地方的政策互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是讨论当代史问题的第一篇论文。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历史,如果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划分的话,刚好前后各占一半。应当承认,前29年确实有过不少失误和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对此绝不应忽视,更不应掩盖,否则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不是客观、全面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们,同样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而且还会一叶障目,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看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导致对那段历史的全盘否定,从而影响对新中国整个历史的总体评价。

1990年代以来,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批非史学、非党史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国史、当代史。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李辉,他的着作其实也是当代史,他研究的是当代史个案,比如胡风事件。

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的失误和错误,我认为必须树立以下四个观点。

社会学学者对当代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孙立平、郭于华领衔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好像就是1990年代初立项的。

第一,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权衡轻重,分清主流与支流。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的全面推进肯定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界开始比较多的有人投入到这方面来了。原来历史学界不碰这块,历史系的人按照传统的观点,一百年之内的东西都是不做的,甭说当代史了。2000年以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也是对当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大的,就是地方档案馆陆续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档案阅览。像我就是2003年以后开始跑地方档案馆的。记得当时以上海档案馆为首,案卷已经开放到50年代中后期了,后来陆陆续续一直延伸。

韦德娱乐,对于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都作过评价,观点是明确的和一贯的。例如,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⑨1981年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⑩1989年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11)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12)这些评价都涉及改革开放前29年的基本成就,应当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的失误、错误,包括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的错误同上述历史性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便会不言自明。

2001年我到的北大,那个时候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不光不做,而且也没老师能够带。另一方面近代史、民国史的题目又做滥了,学生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做,这时候地方档案馆1949年以后档案陆续开放,这对学生们显然是一个福音。

第二,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某些历史事件中有失误、错误就全盘否定那些事件。

所以这之后北大历史系才开始逐渐有学生往这方面找题目,比较而言,外地学校历史系同学可能走得还早些,2000年、2001年就有学生在选做这方面的题目了。当然,更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开始选当代史的题目做,是2004、2005年的事情了。

首先,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例如,改革开放前曾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等错误,都是普遍的、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的或局部性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分析,看到哪个运动有缺点有错误就否定那个运动,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韩钢:这次转型跟老师的导向有关系。

其次,失误和错误有多少就说多少,不能夸大,更不能以偏概全,把正确的合理的地方也说成是错误。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曾发生过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为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果不加分析,把那几场批判运动中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那就难以解释,过去仅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仍然能占据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杨奎松:当代史的档案各地都能看到,因此一般老师都会比较愿意鼓励同学回家,利用自己的种种方便条件,在自己家乡附近去查阅地方档案,找自己比较容易把握的研究题目。就近研究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历史,又是相对基层和微观的历史,很多题目都可以做,可以研究。

再次,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例如,“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但在它持续的10年时间里,我们党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3)可见,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画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社会的性质。否则,势必会把那10年从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分隔出去,使它同社会主义的历史割裂并对立起来。

韩钢:当代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

第三,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

杨奎松:历史系的老师、同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代史研究中来,给整个当代史研究冲击非常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大家就觉得原有研究的东西真的不够了。特别是西方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引进来,学术的标准引进来了,过去按传统党史的那种写法也有问题了。

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和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尤其是对农业、农民征收过多,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长期变化不大。这固然有对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农民、农村兼顾不够的一面,同时也有受到当时物质条件限制的一面。前面说到,新中国成立后要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只有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道路。而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大批物资和尽可能多的商品粮,从而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以便把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钢铁、机械、煤炭、电力、铁路等基本建设。这决定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木材等原材料实行计划分配;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牺牲农民的一些利益。至于后来工作上的失误、错误,只不过是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延长了困难的时间罢了。凡事有利必有弊,从根本上讲,这些困难都是为给工业化打基础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在当年那种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搞工业化建设,不付出代价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搞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不付出代价。不能因为后来条件变了,就把前面实行的政策统统说成是错误的。那样看问题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难以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

过去写政治史,哪怕写外交史经常可以引而不注,就是注也可以注得很简单,基本上没有严格的规范。编辑提出要注释,作者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注。一句话就免了,因为资料保密,没公布啊。但是这种作法在历史学界不行,你要把东西发表出来,就非把你的资料出处注明白不可,而且具体要注出哪些资料信息,是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的。就当代政治史研究而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找理由了。但现实的情况是,凡写上层政治活动,总是有一些关键资料没有公开。有些研究者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或个人的关系能够看到那些没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写,可以研究,但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要想发表水准较高的研究杂志上去,史料、引文不注释出处,或注释不全,就不行。这种情况的影响很大,它导致当代史的整个研究不得不往下走。因为越是上层的资料越难利用,但越往下层,档案资料的开放度越大。

第四,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像今天的当代史研究,应该说做得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史这块,研究成果最多,方方面面,从城市到乡村,什么问题的研究都有。同时就是文化、思想、人物这块也比较火,特别是文化史研究。过去比较多的、单纯依据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反而也比较少了。

在改革开放前29年犯的错误中,有经验不足等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等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中,有个人专断造成的,也有急于求成造成的。急于求成固然不对,但正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14)然而,个人专断与此不同。《历史决议》指出,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骄傲,在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社会原因在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在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毕竟是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才能在指出这一问题时不是把它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注重于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类似错误。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讲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强调,要“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15)这再次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是有其深厚历史根源的,不会只在某个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因此,不能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社会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

韩钢:这些年来,人物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人物研究比较出色。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的主流,除了要正确分析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外,还要看到那段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还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16)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杨奎松:李辉应该算是比较早的研究者。

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韩钢:对,比较早,他从潘家园这类旧货市场找到了大量专案材料,还做了不少访谈。他编辑的《一叶知秋》,资料来源就是从旧货市场购买的杜高专案材料。

第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国家统一,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取得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我国的国威军威,消除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共同进步;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在国际局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使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所有这些,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条件下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展开。

杨奎松:原来潘家园的这类旧资料很便宜,后来被一些做买卖的人发现其中有些有文物价值,结果弄得越来越贵。还有不少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私人书信、墨迹,90年代的时候真东西也多,有眼光的研究者,像李辉等,当年就弄了些好东西。包括一些外国研究学者,他们做得都比我们早。

第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上有过不少改革,但上述基本的政治制度至今仍在坚持并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较大调整,但仍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键部门。正是这些制度,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广阔的实践平台。

韩钢:对党史、当代史研究冲击最大的还是2000年以后。主要是高校历史系的一些教师开始做当代史问题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比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研究方向是当代社会史,利用大量地方档案,同时利用民间的东西。

第三,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连续5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积累起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巨大财富;并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发展了地方和社队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培养的高校毕业生超过旧中国36年的15倍,培养的科技人员更超过旧中国100倍,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科技大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人才条件。《历史决议》在评价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历史的贡献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7)

历史系教师研究当代史与党史研究有不同之处,一是目光下沉,主要是对社会层面的问题做研究、做梳理,而不仅仅是聚焦高层和精英;还有一点是研究方法很规范,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和概念出发,而是先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然后得出一些自己的分析。这从方法论上冲击了那种传统党史研究的套路。

第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事实一再证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思想,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等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外,改革开放前中共内部开展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基本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防止党脱离群众、国家改变颜色、政权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尽管也出了不少腐败分子,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都还有这根弦,不能不说与这些运动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面貌”,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打“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反复告诫全党要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不再重复过去那种运动式的整风,但仍然进行了1980年整党、1990年党员重新登记、1999年“三讲”教育、2004年“党员先进性教育”和2008年开始进行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这在其他国家曾经执政过的共产党中很少见,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传统。正是靠着这个传统,改革开放能历经国内国际的大风大浪而始终不偏离正确方向。

杨奎松:十几年以前,多数开始涉足当代史研究的人,思想还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因为着眼于精英层面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太流行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7年胡绳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讲过一段话。他讲:你们写的其实多半都是会议史,党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他说,应该多写人民群众,你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政治不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吗?

第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邓小平曾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8)可见,中国之所以能实行改革开放,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分不开的。

西方社会史研究是有传统的,民国期间对华人学者的影响就很大。像周锡瑞、毕克伟等美国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特点,他们也研究中共党史,也研究中国当代史,但他们的研究眼光总是比较偏向社会底层,偏向社会文化。这也影响到中国学界的很多人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层面,现在的趋向是,越年轻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研究离政治越远。

总之,改革开放不是在1949年旧中国满目疮痍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新中国的前29年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难以为继,但没有前29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难以起步。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相比,前29年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前29年的成就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新中国的前29年历史,成就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总体评价应当是正面的。

韩钢:毕克伟,还有弗里曼、塞尔登他们,从做农村开始。

五、关于国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社会功能

杨奎松:美国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当代史二三十年前就开始走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人类学研究的路子了。他们中许多人年轻时就扎到中国的农村中去,直接到社会基层去体验和了解一切,具体做到一个村子,并且多年跟踪。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很多研究者。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只不过国史研究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它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更强些罢了。在历史研究中,对同样的历史事实往往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结论是屡见不鲜的,国史研究也不例外。现在一些论著中大量充斥与《历史决议》相反的言论,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学术研究不是自娱自乐,更不应当用来为少数人谋利益,而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是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判断是非。所谓学术研究要“价值判断中立”,要“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要“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的主张,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自己就做不到“价值判断中立”。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受某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干扰”的结果。

王海光:这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度有关系。中国学术界逐渐与西方学术界接轨,他们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课题也搬过来了。比如性别史,特别是女性史,受国外影响非常大。

说国史研究具有较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不是否定国史的客观性和国史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政治性,或政治性的强弱,而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学术规范。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项学术性工作,就必须像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首先要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掌握和仔细考证历史材料,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弄清历史事实,阐明历史原委,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前途。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严谨治学,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那么,国史研究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与其学术性、科学性之间,就不会相互对立,而会相互统一;国史研究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妨碍其做学问,而同样可以使其做出好学问、大学问。

杨奎松:这也是历史学界引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过去也有妇女史方面的研究,但工运史研究、青运史研究之类的研究一样,基本上都是党史的,或政治史的研究路数。2000年以后地方档案陆续开放后,不少学生开始尝试从这样的视角研究问题,因此出来一批做婚姻法问题、做抗美援朝宣传动员问题的学生论文。这样的研究虽然直到今天都不是很成功,但过去一般是不会去做的。今天随便翻一下历史学硕、博论文网站,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题目。跟政治史沾边的,特别是直接讲精英政治历史的论文,很少很少。

对于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有的说是咨政育人,有的说是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有的说是积累经验、教育后人、观察未来。这些表述都不错,但我认为,历史尤其是国史研究还有一个功能,是上述表述中没有说到的,那就是“护国”的功能。

不管这样一种研究趋向还存在怎样的问题,但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使得我们的历史研究逐渐开始转到关心普通人,关注大众和社会了;也使我们看待历史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视角、那种关怀和过去完全不同。过去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政策制定,为什么制定这个政策、怎么制定的、理论是怎么回事、动机和意义是什么,大都讨论的是这些东西。现在很少历史研究论文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讨论更多的是一个政策下来以后,一层一层下来有了怎样的变化,底下的人对这个政策怎么去执行,或有什么抵触,怎么变通,在具体的人身上或人群当中发生什么影响,是有益还是有害,今天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这些具体的问题了。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讲过一句名言,叫做“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9)就是说,要灭掉一个国家,先要否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他的这个观点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验证。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推行奴化教育,把台湾和东北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陈水扁当政时,为了搞“台独”,竭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也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把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他们都是妄图通过否定、割裂中国历史,达到灭亡、分裂中国的目的。

王海光:这个趋势的变化带来的是学术视野的转换,目光由仰视转为下沉,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底层民众。目光一转换,一下沉,这就和过去的知识体系不一样,要填充很多新知识。传统党史研究的知识方法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应付不了了。哪怕你掌握了一些高层的材料,对这些高层材料怎么解读,也不一样了。要走出过去那种文山会海的历史叙述,就得做底层研究,那么解读史料的方式、研究方法就会发生变化。

否定别人的历史可以达到否定别人的效果,否定自己的历史同样会酿出否定自己的苦酒。毛泽东就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20)大量历史事实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最新的例子就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掀起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再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逐步升级的运动,使广大人民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但最近几年,俄罗斯为了重振大国雄风,对过去那种违背事实、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例如,2002年出版的由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对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建设和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作用作出了新的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21)2007年俄罗斯政府发给各地中学一本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其中重新评价了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俄罗斯现代史,称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22)俄罗斯对苏联历史评价所发生的变化再次说明,一个民族如果用轻率的、蔑视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这个民族是很难树立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也是不会有前途的。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底层的材料、社会史的材料比较容易收集,谁都可以做,你甚至可以就做一个村庄史。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从个案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多重复杂性。

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不是也可以护己之国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国史研究,也有“护国”的功能。这与史学尤其国史研究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也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尤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相互吻合。对国家史的认识和解释,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重要战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社会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背逆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韩钢: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你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当前,一些人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喜欢拿历史尤其是国史做文章,采取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捕风捉影、胡编滥造、耸人听闻等手法,竭力歪曲、丑化、伪造、诬蔑、攻击新中国的历史。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用事实予以抵制和批驳,以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在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开展国史教育,普及国史知识,把正确认识和解释国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中去,用以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韩钢:近年来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有一种批评,担心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将历史切割成毫不相干的“碎片”,“化解”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抛开这类批评声音里的“政治含义”不论,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个人感觉这种担心有些多余。研究者做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本属个人志趣,而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最原始的意义都是还原事实,只是还原的对象各有侧重,微观关注局部,宏观关注全局。从思维方式上说,宏观研究还需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与国史研究的科学性质和社会功能相关联的还有两个问题,即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和国家史能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

杨奎松:主要问题在于怎么通过微观的研究和具体事例的研究,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先说第一个问题,即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中国古代确实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而且在“二十四史”中,自《后汉书》以下,都是后代人写的前朝史。但是,中国除了“二十四史”之外,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本朝人写的“当代史”,只不过有的是半成品,有的是对史料的编纂,有的没有流传下来罢了。它们对“二十四史”的撰写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与“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的关系。另外,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陈寿撰《三国志》。所以,说中国古代不修“当代史”有悖于历史实际。

有个学生做中共建国前后一个县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变动的研究,他本来的计划是想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两个点的考察和比较。后来我告诉他你精力不够,还是先集中做一个较好。

还应当看到,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帝王专制统治下,史学家写“当代史”往往颇多忌讳,难以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再写前朝史。另外,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少条件上的限制。然而,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网络通讯的普及,过去那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的当代人不仅有条件写当代史,而且有着了解当代史、参与当代史撰写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要求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

他接受了,后来发现光这一个县这方面的情况就复杂不得了。光这一个县至少就有几种差别很大的区域,有山区、有平原、有临近城市周边,长期的商业化,主要种植各种各样经济作物的,平原也有旱地、水地的区域。光这一个县,因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习惯等等的差异,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再说第二个问题,即国家史能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历史尤其是国家史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在他们看来,史学应当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存在,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历史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欧美等国的国家史一般由私人或非官方机构编写,很少由国家设立国史编研机构。但国家史究竟应当由私人写还是由国家机构主持写,不仅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有关,也和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自商周时期开始,国家就设有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的史官,称作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秦汉时期称太史令,三国魏晋以下设著作郎。由南北朝的北齐创始,在唐初正式设置了专为编写国史的史馆,由宰相监修。宋、辽、金、元设国史院,清设国史馆。辛亥革命后不久,北京政府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国史馆。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也有设立国史编纂机构的,如韩国政府至今设有国史编纂委员会。不仅如此,中国自唐宋以来,历代还把修志作为官职、官责。正因为如此,现存全部古籍中,史书志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一直为外国人羡慕不已。应当看到,中华文明在最先发达起来的少数几个古代文明中,所以能够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由国家或官府主持修史修志的传统。

所有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不是一样的,包括简单地按照土改时的政策规定讲剥削量和剥削关系,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办法具体落实。

至于史书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关键不在于由国家主持写还是由学者个人写。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中,就有为如实记载历史而不怕杀头的,例如,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和晋国的史官董狐。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客观公正”的问题。对“客观公正”理解不同,“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自然不同。前面说到,中国从事国史研究的机构除当代中国研究所外,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高等院校中还有很多。很多国史范围内的综合史、专门史、地区史的著作,也都出自学者个人之手。当然,这些机构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学者与西方的自由撰稿人也不完全一样。但无论怎样,研究或编纂国史都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符合历史的真实。在这方面只有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韩钢:无法涵盖非常复杂的当代史现象。刚才说的南方地租,地租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权状况。地权状况非常复杂,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千差万别。奎松有个学生做过上海郊区的征粮问题研究,仅仅是江南一带的地权状况,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任何学科要想最终作为一门科学而立足,都需要有自己合乎客观规律的,独立、完整、系统的学科理论。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长期奋斗的。但我相信,只要有国史学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国史及国史学的理论一定会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也一定会最终建立起来。

王海光:目光下沉到社会史上,就是要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提供的新的历史事实,所揭示出来的新问题,能推动当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化。这是研究趋势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注释: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现在看来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基层档案,存在的数量特别大。再一个就是民间史料,民间史料看起来数量也不得了。虽然散失了很多很多,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位体系,几乎每个人都建有档案,包括农村都建立了档案保存制度,因而还是留下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档案文献。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①参见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7—247页。

这个也就使得今天当代史面临一个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靠一个人、一个学校,甚至靠中国今天已经不算少的历史教师、历史研究生,都不可能真正和充分地阅读和利用这样大量的档案史料。这就出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微观的、相互差别的史实是如此之多,不要说咱们这一代人,恐怕下一代或下两三代人,都不能给后人提供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哪怕只是在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判断来。

②胡乔木时任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情况很让人兴奋,也很让人担心。兴奋的是新研究比比皆是,担心的是大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微观史,宏观的判断历史学家都不去管了,任由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其他对历史研究毫无概念的人在那里说三道四。我们想的是如何一点一点地从微观做起,尽可能多地由点到面,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然后再把碎片的、复杂的情况做一个整合,得出比较宏观的历史判断来。但今天看起来,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现实的问题是,大家都研究微观史,非历史的宏观的结论性东西仍旧层出不穷,而且冲击影响还很大。你要不要回答,你要不要应对?

③以上均由人民出版社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序中引述过半个多世纪前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的傅衣凌的一个观点。傅当年就提出,民间史料和民间史的研究能反映小区域中的情况很重要,但不应放弃对中国社会总的轮廓的说明的努力。不过这么多年来,哪怕是民国期间的农村史或经济史,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成果,仍旧不易发现。这也说明了要在微观史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宏观史研究的成果,是多么的不容易。

④此书的1949-1952年各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出版;1953-1957年各卷,已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

韩钢:海外关于中国当代史比较宏观的一些研究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比如麦克法夸尔的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台湾陈永发的中共历史研究,也是很宏观的,影响也很大。

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7、811、815页。

王海光:山东大学校庆那年,请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来,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也去了。当时去的历史学者不太多,搞政治学、法律的比较多。在研讨会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他们问老麦,哈佛学派到底有什么方法?麦克法夸尔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我就是从传统史学来考察问题的。我们哈佛学派也没有什么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在研究中间所形成的。你们看,当我们国内学者还想寻求某种新工具,寻求某种新理论,或者寻求某种研究方法的时候,西方学者实际上还是按照传统的东西在搞,还是按照传统的治学方式去研究这段历史。这对我们很有启示,大道至简,并不是一定非要什么新方法。我们学界的问题就是方法太多,成果太少。

⑥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

韩钢: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关于“文革”起源和“文革”史的着作,还是很有一些见解的,而且他们很重视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中国政治、分析“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着作最大的问题跟过去中国大陆的党史、当代史研究有点类似,对于社会层面的东西不太关注,或者说关注很少。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⑩《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94页。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1页。

(12)《人民日报》2006年7月1日,第1版。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5—81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15)《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4版。

(16)《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2、4版。

(1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

(19)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页。

(20)《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第16页。

(21)吴恩远:《“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反思》,《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8期,第46页。

(22)《环球时报》2007年7月31日,第4版。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京)2009年1期第174~189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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