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具有“理想类型”特质的史学概念和学术实践,党史研究“学术史”自身的理论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史学理论问题,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厘清和建构。本文择取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度阐释,包括“学术史”的概念意蕴和学术定位、“学术史”研究的整体史理念以及学术争鸣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考虑到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是历史学化,那么“学术史”的本质就是史学理论而非相反,这就要求整个党史学界应该持续加强史学理论修养和历史哲学思维能力。

自步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个案史学研究成为党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成长点,对于重塑党史研究的学术格局和文化气象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从学术史的视阈观之,地域史的兴起显得较为仓促,主要是为解决新世纪前后陷入困局的宏观党史研究而提出的实用性举措,相关的史学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积累与思辨并不充分,且在十几年异常迅速和热络的学术实践中,很少有研究者从历史哲学的层级审视与反思地域史研究的思想预设、理论原则、问题立意、思维模式、研究方法、问题取向和学术风范等核心价值,换言之,地域史研究本身的历史哲学基础是非常不明确的。至于目前地域史研究出现的诸如堆砌史料、重复叙事、微观与宏观脱节以及“问题意识”匮乏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或弊端,正是其历史哲学基础不清晰的外在表现。鉴于此,本文拟以地域史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为例,初步探讨该研究范式的历史哲学基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显然是一个历史哲学层级的问题,甚至是整个历史学的元问题,当然也是地域史研究自兴起之际便备受困扰的基本理论问题。至于地域史个案对象的择取是否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只是历史哲学相关层面之问题的外在表现。)。

摘要: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传播,中国学界开始自觉地开展记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可以汲取记忆史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中共记忆史”,发展出新的问题意识。“中共记忆史”研究需要注意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以拓展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新范式,并回答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中共记忆史”研究要运用记忆史重新审视中共党史,探索相关理论和方法,加强史料搜集和整理,培育学术共同体。

〔关键词〕“学术史”;理论属性;整体史书写;学术争鸣史;史学理论;历史哲学

从历史哲学角度来审察地域史研究,其首要论题便是拷问地域史研究为何“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从地域史最初兴起的一个基本设想和意旨来看,就是要发现并彰显不同于宏观史或普遍史的特殊历史内容、层次或面相。如排除开目前笼罩在地域史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而仅以那些具有较好典型性的研究成果而言,它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有效地把握住了这一点,这既是很多地域史研究的实际起点,也是地域史研究广受关注的缘由,但这种研究取向背后的历史逻辑仍然需要加以深究和反思。如果假设地域性的个案研究只是追求历史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即将充分展现与宏观党史的基本内容和脉络线索具有异质性的历史内容或维度作为其根本旨趣,那么这些不同的地域史研究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图景是不可重复的。很显然,这种向度和层级的地域史研究之本质是一种历史主义的逻辑,“历史主义乃是一种信念,认为对任何现象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对其价值进行正确的详估,皆需了解它所在的地域,它在发展过程中曾扮演的角色”(转引自〔英〕迈克尔·斯坦福著,刘世安译:《历史研究导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227页。),而历史主义具有一种极易偏向浪漫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质,即主张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通约的,与其他历史现象具有不可比较性,历史真理亦源于这些单一或特殊的历史事件。这种历史理念带有反实证主义的哲学倾向,会带来一种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由那些异常独特的地域史个案所共同组成的历史画面,实际上是一种“断裂”化的历史。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研究者可以将所有个案对象全部研究完毕,可以穷尽这些具有特殊性的历史内容,那么最终也无法由此构建起一种宏观性或普遍性的历史书写。在这种情况下,透过地域史研究,普通人甚至研究者本人都无法从中得出规律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认识,而如果缺乏一种通达的历史认识以及建基于此的宏观历史脉络(即使这些认识和脉络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相对的),历史本身便不太具有可理解性与可塑造性,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就被极大地削弱了。极而言之,这里的“特殊性”除展现了一些历史事实之外,既无法作为一种历史认识的结果而体现出来,也无法仰赖不同研究主体之间的传播而得到验证或证伪。从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来看,这种研究取向与唯物史观史学致力于发现普遍性规律以及论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发展之必然性的根本宗旨相悖。从近现代以降中国学界对于历史及其价值的认识史来看,尽管在历史学的性质、作用和功能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广泛分歧,但作为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绝不应仅仅将描述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讲述一些特殊的历史故事作为根本使命,它的最终目的一定是实现宏观或普遍历史的科学书写,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历史规律、诠解历史本质、论说历史嬗变之因。即此而言,过度追求历史特殊性的地域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文化危险性,其学术立意亦值得商榷。如果回到当代中国地域史的本体论情境下,这种追求特殊性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就需要加以更严格的考量。由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全能性特征,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何种维度以及这种差异是不是带有根本性等问题,将直接决定着地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与宏观史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记忆史;中共党史;中共记忆史;研究方法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渐次启动,经过八九十年代两个不同时代的枢纽转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十几个年头里,党史研究学科的学术化进程持续深化,且不断显现崭新的时代特征。如何以历史学的视野和理路描述、理解与阐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党史学界至今仍存在着基于不同进路的思想言说和理论争鸣。笔者在梳理和评议自80年代中期以来渐次兴起的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更为集约的“学术史”理念来涵纳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及其史学书写(参见吴志军:《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本文拟就关涉学术史研究理念的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期继续完善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理论框架,从而更为准确和深入地重建中共党史研究这一特殊历史学科自身的学术历程和文化谱系。

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地域史研究希冀通过特殊性对象(暂且不论这种“特殊性”是否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来表达一种宏观性或普遍性的问题,那么其历史描述和论证的重点明显是后者而非前者,且后者会成为衡估和评议地域史研究之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标准。这种研究取向虽然会大为削弱地域史研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但从“个别发现或验证“一般”既符合一般的归纳法逻辑,也是地域史研究在党史领域兴起的另外一个初衷。综观自新世纪以降的地域史研究,其与宏观党史的联系是在两个路向上得以初步实现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一股被称为“新文化史”的史学思潮,社会记忆史是其间重要的研究形态。随着这股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史学研究者于20世纪末开始从事记忆史研究,近年来记忆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已逐渐形成蓬勃发展之势(郭辉:《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纵观国内已有的记忆史研究成果,专门的党史研究非常之少,遑论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论述记忆史于党史研究的运用。中共党史已经形成自身成熟的学科范畴,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并不排斥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新理论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新的研究领域,有益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发展。本文试图借用记忆史方法来构想“中共记忆史”研究,就“中共记忆史”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意义、未来展望等做一探索,希冀从记忆史的视角思考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从一个新角度改善和推进中共党史研究。

一、“大历史”与“小传统”: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理论属性

其一,地域史研究的对象选择、档案史料、基本史实都是新颖的,但得出的历史结论非常符合宏观党史的已有认识。这种研究只是在特殊层面论证了宏观史的合理性和连续性特征,增加了党史知识的厚度与宽度,但并未生产出新的历史认识,也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宏观史的研究理念和叙述体系。其中,很多具体的地域史研究甚而走向了从“一般”再度书写“个别”的路径,亦即一般历史现象、认识或规律的个案化。地域史研究从归纳法的初衷最终归化为演绎法的逻辑,显示个案史研究的理论准备在党史研究领域普遍不足,在地域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也没有获得充分的学术反思与理论建构。

新文化史研究热潮对原有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是新视角的运用,二是新史料的发掘。两者皆大大扩充了原有的史学研究,许多已有研究领域得到重新审视,而之前未受到重视和关注的文献史料也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而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共党史研究显然也受到这股新文化史潮流的影响,某些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和走向,如郭若平提出将概念史运用于党史研究,拓展出研究的新领域。(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郭若平:《中国革命的思想生产与“我们”的观念塑造》,《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2期;郭若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郭若平:《投石问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可见,新文化史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有结合的可能,也有其必要性。

就研究和构建全部历史学或一门历史学科的生成与迁衍之过程为基本对象和内容而言,“史学史”和“学术史”这两个概念在普遍的历史学范畴下具有较强的同一性,甚至在不特别严格的语境下还可以通用。之所以在党史研究中对“史学史”和“学术史”加以相对的区划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便于从长期以来由不同性质和内蕴的繁复多样的元素紧密胶结交织于一体所形成的特殊而复杂的党史研究格局及其整体发展的“大历史”脉络中,抽象地剥离、厘清和分析自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发展进程及其型塑的学术化或历史学化之“小传统”的史学谱系,单独对这种学脉展开史学的回溯、批判与反思,进而探察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规律,从而为未来党史研究的深度学术化提供主要源于自身的思想与历史资源。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便迅速呈显一些不足或弊端:一方面,其研究对象非常宽泛地界定为中共党史学或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及其相关内容,这无疑会忽略党史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以及更为细致地考察党史研究的基本现实结构;另一方面,其对于党史研究发展史之基本轮廓的勾勒又非常偏侧于重要领导人的党史论说以及著名党史研究者的专著,从而使叙述和书写的实际结构与内容又显得较为单薄,并未充分反映党史研究在各个层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此外,史学史研究的历史形式和气象亦相对较弱,其动态视野的演进主要依循既有宏观历史的阶段分期,尚未从党史研究自身的学术发展规律来考察其嬗变时段与特征,这是史学史研究之粗放式结构的重要表现。

其二,地域史研究通过以往宏观史未曾关注或刻意遮蔽的选题、材料和史实,不仅构塑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画面,而且由此得出具有学术新意的普遍性认识和论断,其学术水平自然要高一个层次。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普遍性的历史认识都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必须进一步思考这些普遍性认识是否具有可合并性甚至同一性。如果它们具有可合并性,那么便有可能影响不同个案研究的独立学术价值,因为存在着明显的结论重复现象,甚至可能存在着史实层面的本质性同一。如果这些普遍性的历史认识具有不可合并性,那么“普遍性”自身的价值向度就需要得到重新审查,亦即所谓的“普遍性”可能不是唯一的,它可能具有多样化或多元性的结构。一些敏锐的学者就此认为,这种寻求历史特殊性的努力是在建构另外一种“普遍性”,“它不致力于从多样个别性中抽象出单一前提,而是以多元为前提”,“在这种相对的格局中,普遍性就以具体的形态呈现。它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却表现为彻底的特殊形态。换言之,那些不具有独立价值的共性,只有在特殊性中才能获得意义,也才能得到理解”,“它是特殊的,但是却以承认和理解其他特殊性的内在规律为前提;它拒绝同质性抽象,但是却坚持对其他特殊性开放自身的内在机制与逻辑”,“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以具体特殊状态呈现的普遍性,将如何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功能?既然每个要素都是特殊的,那么对它的理解就不可能直接套用于其他的特殊性。此外,具有普遍性的特殊状态与缺少普遍性的特殊状态将如何区别?”(孙歌:《在形而下层面结构原理》,《读书》2017年第1期。)显而易见,这种历史哲学层次的追究将最终打破我们对于历史“普遍性”的传统认识。另外的问题还在于,由地域史研究所得出的普遍性科学认识是否具有关键性和根本性。进而言之,就是新的普遍性认识是否能获得已有宏观史的肯定和接纳,是否会有效影响未来的宏观史研究与书写,基于地域的个案史论断与宏观史认识是否能实现真正对接以及二者之间在任务和使命上是否能真正实现互补。如果得不到宏观史及至普遍学术史的承认与吸纳,那么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地域性知识和认识便很有可能退化为孤立无援的碎片化文本,进而丧失成为正当历史经验和人类共同知识的机缘。

记忆史属于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将新文化史分为七大类研究,社会记忆史即其一。(〔英〕彼得?伯克着,刘华译:《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法国史学界在将记忆引入历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法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自70年代始逐渐兴盛,集体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对象,随后诞生了记忆史研究的代表性着作《记忆场所》,此为法国着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发起组织编写,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在70年代出现“语言学的转向”,到80年代则出现“记忆的转向”,(王晴佳:《新史学演讲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页。),并迅速成为学术热点。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党史研究之学科属性在事实上的复杂性,何谓“研究”、何谓“学术”以及有关党史研究的“发展史”“史学史”“学术史”等概念仍然需要在非常谨慎的语境中加以适当区划,在尊重整体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之丰富性与多元性以及史学史研究之学术贡献的前提下,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路及其历史演进单独地剥离出来加以考察,犹如从夜晚的茫茫星海中抽绎出一个完整的北斗七星形象。事实上,这种“学术剥离”的思维模式不仅在整个历史学界早已得到甚为广泛的运用与铺展,而且业已在党史学界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与实践。大致从9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党史研究之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的深化,部分研究者强烈地意识到党史研究格局中的不同取向、理路和因素对这一特殊历史学科的多维度影响,着重以历史学化的审查视角,重新描述、分析和评价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成就、格局、特征与走势等论题,以更为精细化的视域重点关注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历史分期或具体问题,从而极大地张扬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初步形成了一种异于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转向思潮
(参见吴志军:《新时期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的历时性评述》,《北京党史》2013年第5期。)。这种“学术剥离”的研究思路和叙述层级着重呈现党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及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
(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可以推促研究者集中探究党史研究中更多学术性元素的成长历程,从而进一步理解党史研究实现知识增长和学术进展的真正动力与机制,换言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究竟是什么层面的力量、结构和范式促成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继而为今后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确定一种基本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可见,将具有同质性和延续性的史学元素从党史研究大格局中加以剥离,单独呈现和建构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脉路,将有利于深度挖掘和展现党史之本来面目及其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基于这种认识,党史学界应该着力加强对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的理论总结、概括与提升,以使其在此后重新研治党史研究的发展史乃至党史研究领域其他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更为自觉、积极而广泛的应用。本文所指称的“学术史”即是这样一种理论建构的学术努力。

由上可见,从历史哲学层级拷问地域史研究的一些理论预设和研究理念,可以有效透视这一范式的若干根本面相,并借此探察目前地域史研究之困顿的关节所在。当然,从一个长程性的历史视界观之,目前地域史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哲学史与史学史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近代欧洲哲学史(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哲学)已经充分论证了经验因果律与逻辑必然性之间存在着巨大裂隙,即使实证主义大师兰克也认为:“我们确实能够通过对个别案例的研究,通过对它们之间相似性和不同性的研究而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所有的历史以及我们永远不能确信这种认识的真理性”(转引自〔英〕伯恩斯、皮卡德著,张羽佳译:《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准此而论,地域史研究的内在矛盾“恰恰在于它试图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来论证形而上性质的命题”(
章启群:《九批判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这可能是整个历史学都需要永远面对的困境,其中尤其关涉包括历史研究者在内的人类自身的理性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或边界所在。但尽管如此,考虑到党史研究的实然状况,地域史研究仍然有望继续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尤其在新的地方档案史料的开掘和新的地方性知识的发现等方面尚存巨大学术空间,目前还看不到任何可以否弃这种研究范式的充分理据,故而亟须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继续探讨改善与革新地域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

欧美学界记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学界以挑战。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史学界深受欧美影响,在记忆史这一新兴领域尤其如此。中国台湾学者面对80年代西方史学的“记忆的转向”,最早付诸实际行动。台湾学者多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能够紧跟欧美学术潮流,积极学习西方的最新理论和方法。1993年,台湾《当代》杂志刊载“集体记忆专辑”,对此后中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汎森后来回忆,《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为例》“发表在《当代》91期我所编辑的‘历史记忆’专辑,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的一篇文字”。(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自序”页。)。正是在王汎森等史学工作者的带动下,台湾记忆史研究渐开风气。相比之下,大陆记忆史研究略显滞后。1996年,沈卫威运用“历史记忆”概念论述胡适受五四影响,较早运用“记忆”进行历史人物研究。(沈卫威:《五四留给胡适的历史记忆》,《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不过,此前也有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使用到“历史记忆”一词。(郑川:《历史记忆的剧场——浅析意大利新理性主义的创作方法论及对中国建筑的启示》,《时代建筑》1991年第3期;吴福辉:《背负历史记忆而流离的中国人——白先勇小说新论》,《文艺争鸣》1993年第3期。)。1999年,赵世瑜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太阳生日传说及其信仰习俗“隐含着当地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通过民俗的形式寄托着他们对鼎革的历史记忆”。(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这是中国大陆真正具有影响力的记忆史实证研究成果。此后,中国大陆史学界的记忆史研究也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既然致力于“学术剥离”,那么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便只是从“小传统”的学术视窗对这一门特殊历史学科发展轮廓与内容的重述,而不是企图构建一幅包括党史研究发展史即“大历史”之所有细节的全息图像,它的基本处理原则注定是“选择性”的。当然,从一般意义来讲,凡涉及回溯与评判思想、文化与学术等发展情态的论题,选择性就是必然要遵循的基本法则之一,正如罗素在撰写《西方哲学史》时所主张的那样:“企图包罗的时期既然是如此之广,就必须要有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美国版序言”第2页。);伊格尔斯在探讨20世纪社会科学史的四种不同方向时,挑选了若干著作和历史学家,“这份挑选我承认是有选择性的,而且仅只代表当代历史学著作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些取向反映了20世纪历史学思想几种重要的样板”(〔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页。);等等。的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党史研究学科的范围、对象和内容急剧扩大,所囊括的学术成果数量亦异常庞大。如何通过这些繁复无比的“大数据包”而透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脉络,正确的选择原则便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但这种选择性原则的运用可能会遭逢很多困难,因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内容、元素和趋向,往往表现在不同的研究载体或同一载体的不同部分。由于党史研究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受到更为繁复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制约,其学术化的内容和方向既可能表现在不同的研究者群落,也可能体现在同一研究群体内的不同研究者个体身上;既可能表现在不同研究者的各种研究成果中,也可能体现于同一研究者的不同研究成果,即使同一本研究成果的不同部分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可见,党史研究学术史需要剥离和解释的内容与元素之繁多庞杂,显然是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模式所无法胜任的。

整体史观便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可以有效消除“碎片化”流弊的路径之一,因其在历史本体论维度如实地反映了地域及其历史之“存在”的实然形态,亦即无往不在“联系”“互动”之中。整体史观超越了以往将“地域史”仅仅对应于“宏观史”的传统认识窠臼(这种传统认识将地域史纳入宏观史的概念体系和历史脉络中加以认知,且将地域史能否实现与宏观史的联系作为评判前者之学术价值的基本圭臬,这常常引致某些研究者将地域史与宏观史型塑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但事实上,地域史的很多内容和元素既无法与宏观史相对接也无法为宏观史所覆盖,尤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多元社会结构中更是如此。就此而言,“地域史”的概念应对应于“整体史”而不是“宏观史”的概念。),将地域史置放于其自身所处的全部历史脉络和体系之中,着力发现和构筑与地域史相关的所有历史元素的整体性认知框架,“注意考察此一事象与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纵横等各种因素的联系,特别是与大问题的联系,注意考察此一事象在这些联系当中的机能与作用”(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从而形成结构性的历史认知。但从历史哲学的层级观之,未来的地域史研究更应该在整体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向“普遍史”方向的转换。“普遍史”将表现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道德和价值以及反映人性本身的历史向度作为根本的史学追求,这就需要地域史研究的最后本质要落实到“人”,展现具体而有差异的人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谱系里是如何调适人性和制度的关系,人性、人心在革命的运动和制度框架下是如何显现其普遍性价值和生命的活力,不同地域下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风貌与国家和民族甚至世界性精神之间的关系若何,等等。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多元文化竞争环境下,普遍性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以及人性心智在时代急剧变动下的地域化呈现,便更具有巨大的学术空间。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主题就是“人的转变”(张乐天教授在“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笔谈与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2017年5月13日)。),研究者“更应该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反思历史,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人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思考自己的具体历史研究”(
转引自徐进:《“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只有在类似这样的主题和主线的观照下,地域史研究的历史价值才能更为凸显。以往党史学界所展现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反行为”以及基层干部的某些真实心态等地域史研究,便带有“普遍史”的研究矩度,而“只要把人作为你要研究的历史过程的主体,在流动状态中去把握普遍性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了”(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8页。)。显然,如果没有基于坚实的史学理论及其所承载的历史哲学之上的开阔学术视野,若不将特定地域的历史特殊性置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及至全部世界和人类的历史根脉下加以检省,并根据普遍的历史和人性视角将其相对化,那么就会陷入“特殊中心主义”史观的危险境地。

就此而言,中国记忆史的研究还比较年轻,只有20余年的发展历程,大量成果的出现则是在本世纪初。中国记忆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前者主要是译介西方着述,将《论集体记忆》《社会如何记忆》等西方着作翻译成中文,(〔法〕莫里斯?哈布瓦赫着,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美〕保罗?康纳顿着,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给中国史学界以巨大影响。中国本土的记忆史理论研究还比较少,主要为一些零星着述,大都是研究者在记忆史实证研究过程中得出的相关认识,缺乏专门的理论研究。具体到中共党史与记忆史方面的理论探索,更付之阙如,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面对党史研究格局的这种特殊复杂性,选择性原则的唯一实现路径就是对于研究作品是否具有学术性或学术化程度若何的判定,而所谓“学术化是特定时代文化生态的高端存在,它考虑的是问题的学理性分析……学术化要求原理、概念、事例、逻辑等关系的配套生产,其物化产品可能是一部专业著作,也可能是期刊上的专业论文”(
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7页。)。依据这一标准来研判党史研究著述的学术化程度或学术性元素,研究者可主要从这些著述的指导思想(或通俗层面的说法——写作动机)、研究理念、认知框架、话语模式和历史观点等方面入手,其科学性程度完全端赖于研究者在学术史研究理念之下的严格审视,对任何党史著述的政治与学术判断都要秉持相当的审慎态度,绝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一类党史著述的学术意义与文化价值,这就有可能使得对于各类党史研究成果之学术性范围和程度的认知更加具有严谨性与边界性。当然,这种判断标准和原则的具体实现也需要较强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因为估量特定学术成果或研究者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积极贡献,还直接取决于将这些学术性内容置于何种语境或脉路之下的具体问题导向,这显然需要学术史研究者长期而自觉地培育更多更大更持久的治学耐力和恒心。

当我们以普遍史的学术理念检视地域史研究的未来图景时,就必须坚守哲学所蕴藏的根本的理性精神,“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而任何时代和地域所累积的思想与文化成就便最为集中地承载着人类理性的发展,“文化是人们共同关注的东西,也是历史性的个体要获得其历史重要性所要追求的众所周知的好的价值”(
转引自〔英〕伯恩斯、皮卡德著,张羽佳译:《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第261页。)。因此,在继续稳固和拓扬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生活史等主题的同时,思想文化史也许是未来地域史研究最值得着力的重要领域和方向,思想与文化的维度在地域史的研究格局中不应再缺席,“个别事实也具有普遍性,只有用‘文化价值’的标准来把握时才成为可能。个别事实在时代、国家、民族等整体中获得一定位置并被赋予普遍性的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永原庆二著,王新生等译:《20世纪日本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8页。)。基于这种认识,地域史研究的未来学术空间仍然值得向往,就如同杨念群对于儒学地域化的考察那样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深刻体察地域化思想文化史脉路的独特价值。一言以蔽之,能否反映人类的理性向度,将直接决定未来的地域史研究是否能在终极价值的层面上形成可持续的学术进化动力,也将直接影响研究者能否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当然还有可能带来扩大地域史研究疆域的学术契机,从而突破自身的某些天然阈限,“普遍的历史是一种可行的理想,但却要求历史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结合:事实必须加以叙述而同时又加以理解,要从内部而不是仅仅从外部来观看”(〔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这是柯林武德对康德之历史哲学思想的概括之一,而康德主张以普遍史的视角书写历史,这对世界历史哲学的总体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证研究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族群、传说等的研究;二是对精英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的研究。前者主要以族群、乡村民俗、民间传说等历史记忆为对象。该路径较多地重新挖掘以往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用“历史记忆”作为分析工具,从此角度重新阐释这些问题,最终落实到对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究,其史料来源多为地方志、谱牒、口述传说、碑刻等,借助多学科研究方法,倾向于研究下层社会记忆,由此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后者主要以宏大历史事件和精英历史人物的记忆为研究对象,其史料主要来源于各种报纸、杂志、日记、回忆录等。因为是关于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记忆的研究,此类记载多能在文本中找到。该路径虽不排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但更注重传统的文本分析,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探索文本所载记忆形成的思想背景,以及记忆所蕴含的理念和思想。(参见郭辉:《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中共党史方面的记忆史实证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台湾学者翟志成从“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出发,探讨平型关大捷的相关问题(翟志成:《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平型关大捷”的建构与解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张艳则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记忆与阐释(张艳:“五四阐释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年。);谢迪斌考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中间人士的“延安叙事”,由此观察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谢迪斌:《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诸如此类成果尚不多见,但可以从记忆史角度更广泛地观照中共党史研究。不少研究者皆强调中共党史研究虽有其特殊性,但也应积极汲取历史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以丰富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在这种学术治理的视野下,以往党史研究中的很多内容都必然得到重新审视与评议,如面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领导者群体的党史论述,学术史研究者应该具有超越历史本体的自觉意识,主要将其视为党史研究得以展开和发展的不可忽视的知识与文化背景,着重考察他们关于党史的指导性准则是如何被党史研究者广泛接受,并使其落实到党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的,尤其是这些关于党史研究的政治知识原则和圭臬如何影响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所极力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当然,对“实事求是”之内涵与价值的现代史学解读是前提)是通过何种途径而转换为党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潮流或客观主义范式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修正以往史学史研究偏好于高端作者的弊病,学术史研究将在充分尊重和分离诸如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具有很高政治位次的党史工作领导者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高层级学术水平的党史研究者之学术化成就的基础上,着力挖掘和突出那些在学术结构中处于相对低端或边缘的普通研究者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实际贡献。这些普通的党史研究者虽然不像党史工作领导者因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亲历历史现场的优势而掌握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权,也尚未达致高端党史研究者对于宏观历史和重要历史问题的全面建构与卓见睿识,但他们作为党史研究领域的主体力量,或在素朴自在的治学观念主导下开展具体问题研究,或专注于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理念的思想理论研究,尤其在新的党史资料的开掘与积累、传统论题研究的持续与深化、学术观点的创新与争鸣、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增扩、新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引介与运用、党史研究风范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更新以及党史研究群落的代际转换等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无疑是党史研究融入历史学科的根本推动力量。因此,党史研究学术史必须对他们予以极大的关注与突出。在学术史的视角下,此前党史研究“大历史”中的“隐形”群体的成果和思想将被再现,湮没在文山书海中的独特声音开始被倾听,历史学的普遍性理念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作用将得以凸显。这一学术取径可谓鲜明地彰显了学术史研究的现代性特征,尤其当将“高位作者”与“低位作者”视为相对的价值判断概念,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时空都会产生殊异的理解与定位,以及任何历史学科的研究结构和发展方向都直接取决于不同研究层次的多维互动的时候,重视和关怀普通研究者之历史与文化地位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这“并非因为我们是执着的平权主义者,而恰恰是基于对历史所提供的智慧训教的尊重”
(转引自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个人史书写》,《南开学报》2014年第4期。)。故而,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一定要把双臂张得更开阔,它甚至应把……那些杳小的史学家也纳入自己的怀抱”(〔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1页。)。准此而论,“史学史”研究与“学术史”规范的确是两种旨趣不同的历史观察视野。

承上所论,地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仍然是一个需要从历史哲学层面加以思考和完善的问题。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既需要存在之物自身的生成与进展逻辑的支撑,也需要研究者对这种存在之物之哲学根柢和理论预设等深层维度的解释与建构。目前地域史研究所遭逢的诸多批评及其发展“瓶颈”,正是党史学界不太注重培养理论反思和哲学思辨能力的直接后果。有学者曾就类似现象指出,探究区域或地方现象无疑有助于重新理解我们以往的历史图景,“但这种重新定位的史学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新认识,将如何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合理的诠释架构,意义仍不甚明了”,“这一领域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各类问题实证研究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而不是概念和理论建构上的实质性进步。这种状态,可称作中国史学的‘内卷化’”(〔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第277、270页。)。因此,在地域史研究已经走过十几年的历程之后,整个党史学界都应该及时就这一研究范式加以思想总结和理论概括,尤其应当注重思考和探究地域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必须要将地域史研究的理论化和实证化加以全面协调的统一,方可再次形成地域史研究的向心力和吸引力。毕竟地域史研究是作为新世纪以来新实证主义思潮的主要承载者而推进党史研究之学术化进程的,而“在思辨生活与实在生活之间直接建立全面协调关系的自发倾向,最终应该视做实证精神最可贵的优势,没有任何其他属性可以同样显示其真正性质并促进真正的升华”(〔法〕奥古斯特·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页。)。很多地域史研究者埋头拉车的精神固然值得尊重,但一种研究范式的健康成长同样需要坐而论道的风范。总之,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深刻反思和重构地域史研究之历史哲学基础的时候了。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地域史研究的学术羽翼才能丰满起来,才有可能辨识清楚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与哲学方位,也才能更好地定位自身的学术功能与历史价值,从而真正取得兼具实证性和思想性、继承性和创新性于一体的研究成果,持续引领党史研究领域的新实证主义学潮,继而以反思的精神、历史的逻辑与史学的本质进一步型塑党史研究的文化地平线。

以往中共党史主要研究中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中共记忆史”则强调对事件人物发生之后历史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共记忆史”研究虽脱离了传统史学的书写模式,但应该是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能显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趋势。

与此同时,为更精准地发现和定位这些经“学术剥离”而凸显出来的史学元素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研究者亟须修正以往史学史研究倾向于罗列研究著述的明显弊端以及专注于打造作者及其作品谱系树的作法,更要力避写成变相的学术述评甚至一般的研究综述,而是需要在充分评估党史研究之独特性和历史研究之一般性规律的同时,密切关注各种研究成果之间的共同特性和相互联系及其所呈显的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阶段性或整体性“问题”、“主题”或“议题”,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当然不会是唯一的
(但在一篇学术论文或一部学术著作的恒定语境下,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只能是唯一的。唯其如此,特定论文或著作才可以实现并保证其论域的统一性和科学性,因为“历史著作的统一性寓于历史判断形成的并在形成时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是一种完全逻辑性质的统一性。一个问题可以同许多特殊问题相连;但由于它们都论及并统一于已经开始研究的唯一问题,逻辑统一性持续存在”(〔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页)。),因而需要判断和斟选何种“问题”、“主题”或“议题”最能体现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特定语境下历史诠释与写作的总纲得以成型,相关的学术史材料和论据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而展开具体论证。以笔者对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梳整为例,“批判极左党史学”“冲决极左思潮网罗”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时间里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图景、“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之于1979年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独特性、“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之于80年代头三年党史研究学术化成就的地位和价值等,就是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的鲜明表达。显然,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的抽绎可以推促研究者有效超越党史研究之“大历史”的繁杂格局,真正进入党史研究之“小传统”的精神世界,学术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便是着力考察各种学术成果的取得及其所呈显的文化气象是如何富有逻辑地论证与支持着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无论是对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分期论述还是整体分析,研究者都必须努力发现或赋予掩藏在各种学术化成果背后的“问题意识”与文化逻辑,将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基本演进脉路、结构和规律以“问题”、“主题”或“议题”的形式抽绎出来,并整全性地纳入一个个既具有经验事实又具有严谨逻辑的史学理脉和叙述框架之中
(就此来看,这些“问题”、“主题”或“议题”颇类似于李怀印所说的“主叙事”,亦即“在若干个别事件的叙事之上,总有一个主叙事将单个故事编织在一起,产生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或者使众多不同的故事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寓意”。参见〔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第10页。)。唯其如此,学术史研究方可充分映现党史研究学术化的传统区别于整体党史研究格局的独特性亦即“小传统”与“大历史”之间的区划,进而昭显学术史治理对于党史研究之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并为未来的党史研究学术化建设提供史学经验与教训的镜鉴。可见,以“问题”、“主题”或“议题”来带动和组织学术史的书写,就意味着学术史研究不能求全求大,这是一种更富有批判取向和分析力量的史学史研究,当然也将再次强化学术史研究的“选择性”原则。

当然,囿于学识,笔者还无法从历史哲学层面完成对于地域史研究的全面反思,本文的初步思考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但笔者更愿借此提出必须注重并重建地域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冀望广大党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度讨论。

历史记忆作为人类特有的记忆功能,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般来说,13岁以前的儿童主要以记忆作为“学习”的核心,而不会强调对“为什么”进行追问(转引自罗福惠:《研究“辛亥革命记忆”的意义与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当研究者将记忆用于历史研究中时,并非是要嘲笑研究对象属于未成年人,实际上没有记忆的个人或群体并不存在。反之,将历史记忆运用于中共党史以进行“中共记忆史”研究,乃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高度重视,因为只有保持历史记忆的人和群体,才能算是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人和群体。实际上,“中共记忆史”也是提醒人们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背后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存在。

既然遵循较为灵活的选择性原则以及基于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而展开叙述逻辑的理念方法,那么就决定了学术史研究将带有较强的建构性特征,其基本取径也将偏好于对于学术文本的阐释与解读,实质上代表着一种以一般历史学的普遍价值观来重估党史研究之结构和地位的努力。换言之,它更在意彰显和标举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史学进程,尤其使影响党史研究的多种史学模式得到平等的比较与衡估,并透过党史研究学术化所呈现的历史学之基本治学理念和价值,来重新定义这一门特殊历史学科的一般性或普遍性,努力为进一步增进和强化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而寻求一种属于自身史学传统的思想资源,从而助使党史研究者树立学术化研究的信心,明确未来党史研究应坚守和拓扬的道路。而借助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有效治理及其所蕴涵的批判精神,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历史及其未来方向也许将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重建”。即此而言,相对于“史学史”,“学术史”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的概念,它从根本上涉及党史研究之“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学术史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赖于研究者依据党史研究的远大理想而将某种价值、判断和意义赋予已存在的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成果,其实践是一种基于党史研究的“实然”形态而试图以“应然”之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超越“实然”的努力。故而,“学术史”理念及其实践并不是完全经验性或实证性的,而具有典型的规范性和抽象性特征,它提供了一种分析性框架或概念性工具,可以借此更清晰地还原、认识和理解党史研究应有的学术状态与批判精神。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

除历史学家外,就大多数社会群体而言,历史记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时势变迁。时间流逝如同过滤筛,大小事件、大小人物,有的被保留,有的被遗忘,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成为历史记忆(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被保留事件和人物成为的历史记忆,则有记忆层次和记忆场所的区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显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个体记忆或私人记忆,比如中共历史上各重要事件亲见亲历者的记忆,可以回忆录、日记和访谈口述等形式呈现,所传播的场所只能是在家庭、亲友和不多的阅读者的较小范围。第二层是群体记忆,它包括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中,与同一事件存在某种关联的记忆,由于群体成员的立场并不一致,故成员之间因选择而留下的历史记忆各异。由于这个层次上的群体远非一个,无法成为第三层次的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就算是记忆场所的范围扩大,仍然不可能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公共记忆空间。第三层是集体记忆,或者甚至已经成为公共记忆“新传统”中的一部分。此时的个人和群体皆被遮蔽起来,记忆的价值和影响得以扩充,成为超越性质的具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社会记忆。此类公共记忆的新传统的记忆场所为民族国家,甚至还可能成为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文化实力。

学术史治理的这种规范性取向将有效化解党史研究发展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困难,如可以划破党史研究繁杂格局的表象而着力把握这门历史学科自身的学术逻辑,从而消除庞大的研究体量给研究者带来的无力感和迷茫感;可以在梳整党史研究学术逻辑的史学轨迹之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赋予每一个阶段的学术化进程以特殊且具有延续性的议题设置,从而规避简单罗列研究成就的低水平叙述;意味着党史研究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中的一些貌似非常普通的元素将可以灵活地呈现其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一些被政治、社会和文化主流刻意遮蔽或遗忘的资源与能量将被重新纳入新的问题生产脉络中来;等等。更重要的是,这种建构性和阐释性将极大地强化党史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因为无论是“学术剥离”的实现及其所仰赖的选择性原则的施行,还是以“问题意识”重新组织党史研究学术化成就的释述脉路,都从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者如何确立、平衡自身所持的学术理念和文化取向与党史研究学科“应然”状态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性关系可以促进研究者重新定位和解释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并以此努力谋划和建设更好更学术的党史研究之未来图景,而更好的党史研究既符合学术的规范性逻辑又符合人类的普遍性道德,可以为提升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社会正义和自由福祉等作出应有的智力贡献。建立在这种学术诉求和文化逻辑之上的党史研究学术史,其理论内核自然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并且持续培育较高的透视和理解材料以及抽象和概括观点的能力,这无疑将赋予党史研究者以持续改善知识结构和精进研究能力的内在动力,学术史研究的实践也必将使党史研究者产生一种与理论和谐共生、互促相长的良性关系,“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历史研究领域能够在消逝的陈迹中获得生命,是因为我们要提出新问题,要对历史表述提问和重新构思,还要看到新的关联”(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页。)。这种研究理念的明晰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自从80年代中后期党史研究领域便开始酝酿的一种较为隐晦但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向,即如何从“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转向“探索意义的诠释科学”。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能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记忆,并具有公共记忆的性质,这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各种文书档案资料得以保留下来,报刊、相关文字记载的传播能力越来越巨大,更有广播、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广泛宣传,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记忆具有丰富得多的实证经验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的政府、包括共产党自身在内的政党与各种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它们通过话语控制、制度设置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动员,根据时势需要和利益诉求,编写和出版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制作出各种文化产品,并为有关人物树碑立传,保护和修复有关遗址遗迹,兴建纪念场所,举办纪念会,直至制定固定的纪念节日,举行或庄重或轻松的纪念仪式。正是通过“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制造了社会记忆,》,〔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等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强化人们的某种社会记忆,或者让这种社会记忆得到保存和延续。所以,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非常多样。

正因关于“学术史”的理论界定及其研究实践属于典型的规范性层级,党史研究者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研究范式可能具有的一些问题。如学术史研究所遵循的“选择性”原则以及基于“问题”、“主题”或“议题”的阐析理念,一定会带来涵盖不全的问题,它既无法收纳党史研究中的所有学术元素,更无法吸融党史研究的所有内容,因而可能会造成一种片面性研究的印象。因此,为保障学术史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就必须完整地梳理党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和基本格局,必须极力扩大史料收集和整理的范围与体量,使其能涵括某一时段或某一专题的几乎所有党史研究成果,保证基本材料的整全性和齐备性,从而使研究者能充分观照党史研究之整体发展格局的“大历史”气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学术史的问题域或线索图才有可能被真正地感知并识别出来,学术史研究才能经验地反映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史学进程,才能确保书写党史研究之“小传统”的实证性与思想性,“全面地考察历史(不仅仅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事实、特别是经过筛选的事实具有意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页。)。如果错误地以为学术史研究所遵从的“选择性”原则意味着可以选择性地收集和使用史料,那么学术史研究将会陷入无可规避的失败。因是之故,在学术史研究中,对于学术史实的取舍、拣择、整合和阐释绝不能毫无节制、随心所欲,对于学术史之意义的发现和阐释与对于事实的选择和整合之间必须维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关系,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也因而必须秉持一种自觉的警醒意识,即对于事实之意义的阐释既应该是有效的,更应该是有限的
(事实上,与此相关联的学术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具有较强的全局性和系统性,亦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学术史治理都应保证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成分、结构和关系等具体内容和表现是真实存在且客观有效的,这是学术史研究实现科学化并由此达致一个完整的知识与文化系统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特征。尤其考虑到学术史研究的建构性特征,如何统筹与强化其客观性和真实性更显得既迫切又长远,如在学术史研究中,对于“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之间张力的正确把握,乃是决定这种阐释活动科学性的根本因素,阐释不能是无边界的,也不允许没有边界。尽管当前我们对历史研究客观性的理解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分的哲学预设,客观性在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多种维度得以实现,但如何在阐释性和客观性之间保持恰如其分的张力甚至区隔,对于任何一类历史研究者而言,仍然持续考验着他们的学术智慧和研究能力。)。

韦德娱乐,“中共记忆史”的内在逻辑涉及三个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利用记忆史方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即记忆的主体、客体与载体,分别是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顾名思义,中共记忆的主体应该包括政府、党派,中国共产党经历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正式的政权更替,其间还有广东国民政府等临时性、过渡性政权,而中共自身成立过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外,还有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1949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政权。具体到某个时期,则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差别。党派主要指国民党、民主党派、共产党自身等。当然,假如将视野放开的话,还应包括国外的一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曾经有过“历史记忆”的外国政府和政党。除此之外,还有民间社会为记忆主体,具体可以包括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史学界等,当然也有国外的民间社会。中共记忆的各种主体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记忆。中共记忆的客体肯定是中国共产党,具体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事件如中共一大、秋收起义、遵义会议、万里长征等,也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邓小平等,还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思想文化如毛泽东思想、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政治势力如国民党、民主同盟、共产国际等。对于这些事件、人物、思想等方面的历史记忆,需要着重阐述其政治内涵,以及记忆主体借助这些记忆客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不同记忆主体对这些客体关注的侧重点。中共记忆的载体即“记忆之场”的问题。记忆需要载体才能传承和呈现,最常见的记忆之场是文本,文本传承着人们的观点与想法。另外,口述、行为仪式、形象化物体等也是重要的记忆载体。记忆史观照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将全面观察记忆的主体、客体和载体,以往党史研究以文本分析为主,而记忆史方法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除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文字语言外,图像、历史遗迹、场所等都应该纳入记忆载体的考察范围。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学术史所着重勾勒的党史研究“小传统”的脉络和系谱,有可能造成关于党史研究学术化或历史学化之进程的单边乐观主义心态,会使一些研究者误认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一种自然演化的过程,从而忽略党史研究整体格局之“大历史”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之“小传统”的强烈制约,以及诸多知识分子为促进党史学科的学术化进程而付出的艰困努力。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心态也有可能会轻忽党史研究在其学术化进程中自身所存在的阶段性或整体性弊端,如拨乱反正史学固然创造了向学术化方向转型的机缘,但因其急于与极左思潮决裂,具有强烈的感情褒贬,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以往革命化的表述风格与模式,潜含着与批判对象分享同一的思想取向与文化立场的内在纹理,反向强化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一度困扰党史学科的工具理性特征;自新世纪前后泛起的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个案史学研究(亦称“地域史研究”)展现与建构了诸多以往不为人所知所悉的地方史图景和地方性知识,但也出现了诸如堆砌史料、重复叙事、微观与宏观脱节以及“问题意识”匮乏等一系列结构性弊端,制约了党史研究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等等。因此,关于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与评析,就需要在全面清理党史研究学术化与党史研究复杂现实之关系的基础上,必须正视并及时反省和批判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内在缺失,而这也是学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忆”与“遗忘”是一对孪生兄弟,所有表述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形成过程中都会存在对过去的记忆与遗忘。正如雅克?勒高夫指出:“记忆和忘记是各阶级、群体以及个体们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曾经支配过并且正在支配着社会的历史。各种忘记以及消失的历史都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中存在着操纵机制。”(〔法〕雅克?勒高夫着,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0页。)记忆与遗忘的产生,内在原因是中共记忆在传承过程中因记忆主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社会淡忘,外在原因则是历史与正统性诉求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力量的介入影响到社会,从而选择记忆或选择遗忘。中共记忆史研究可以向两条思路展开:一是客观主义的,强调历史记忆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一是相对主义的,强调历史记忆的建构性和象征性。哈布瓦赫即强调历史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法〕莫里斯?哈布瓦赫着,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第39页。)。中共记忆史研究中“建构”和“象征”的一面,无疑对历史实证主义和历史经验论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以往那些自信的历史叙述和简约化的历史结论于“记忆史”都将面临新的求证和检验。如此,中共记忆史将中国共产党历史视为人类社会下的历史,尝试弄清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等对中共历史的影响,不再专注于各种披露的官方文献和各方研究者的言说,而是将构成社会文化的各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记忆传说、空间遗迹和纪念仪式等内容都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范围,无疑将丰富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增强中共党史的活力。

此外,在党史研究中突出“学术史”概念的某种独立性或自足性,还有可能造成刻意制造党史研究领域不同内容和元素之截然对立的错觉。但事实上,学术史治理正是透过更为集约地专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以求取党史研究实现历史学化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为继续抬升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提供更为系统和丰繁的思想与历史资源,继而为推动国家和社会的长远进步贡献特定的学术与智力支持。质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注重梳理、叙述和阐释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历程,正是为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提供必要前提与充分条件。如果不更好地强化和提高党史研究的学术能力,那么其介入和改变现实的力量也必将遭致严重削弱。在学术史的框架下,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这两重维度的关系,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互利的。同时,提出“学术史”概念的主要意图,在于为厘定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学术化理路提供一种分析工具,因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只有放在相对单一的学术审查视角下方可看得清晰,才有进一步理解和阐析的基础平台。反之,如果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混居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范围或框架——例如以往的“史学史”中,将会不可避免地模糊党史研究的学术元素随着时代而消长的历史进路。因此,凸显“学术史”概念在党史研究中的独特性,并非要以此完全替代“史学史”,二者绝非简单的对立关系。

因记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具有以多样性和流变性为基础的建构性特征,所以在具体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时,就必须对之进行时段划分和空间场所界定,还要分门别类地考察历来的政府、政党、民间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渊源或精神联系,分析种种中国共产党的记忆如何产生,具有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表达。对于各种中国共产党记忆表达所明现或隐含的现实诉求应加以探讨,并尽可能地发掘中共记忆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公共记忆之价值。中共记忆史研究材料来自报刊上各时期政府、政党、团体组织以及领导人或以组织名义发布的文告,重要人士的有关讲演,中共历史事件亲历者或相关者的日记、书札、回忆录、访谈录之类,也涉及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叙的变化、文艺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元素的运用和塑造,还有关于纪念空间和仪式的探讨,如中国共产党相关遗址遗物的保存,祠、墓、纪念公园、纪念馆场的建造,以及在这些场所进行的节日纪念、仪式操演等。总之,通过这种动态的视角立体多维分析,既能探明中共历史记忆如何存在和表征,也有助于说明后来者如何形成中共的历史记忆。

综上所述,“学术史”通过引入一种逻辑前提亦即党史研究之“大历史”与“小传统”之间的特殊张力关系,在异常复杂的党史研究现实格局中形成了富有内涵的规范概念和学术实践。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理想类型”,学术史不可能穷尽和反映所有的史料,在历史建构和阐释的效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分析工具,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性的工具,“微细的事实便不能凝聚为复杂的宏观结构、在历史叙述中形成推论性的说明”
(转引自〔英〕凯斯·詹京斯著,贾士蘅译:《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出版,2009年,第63页。)。尤其考虑到党史研究蕴蓄着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样态以及学术化的未来将为党史研究提供更为良善的愿景,学术史还提供了一种长足意义和长程视界下的道德理想。当然,学术史对党史研究发展史的重构,因其特有的理解和诠释方式,有可能带来整个党史研究发展历史图谱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才构成了党史研究发展史及至学术史的文化主流,也许一门学科的学术化进程正是以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前提的。就此意义而言,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既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解和诠释,又必须是一种开放性的讨论和探询。为进一步完善“学术史”概念的逻辑和学理基础,增强学术史研究的科学性,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还需要超越“大历史”与“小传统”之关系这一语境,注意到与学术史相关的更为丰繁多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重历史语境,从而赋予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小传统”以更为宏阔的“大历史”关怀。唯其如此,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才能实现一种整体史、总体史的文化气象,真正实现党史研究发展史治理的范式转变。

将记忆史纳入中共党史研究,既扩大了党史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是一种创新尝试。虽然学界已有部分相关成果,但其研究空间尚有待大大发掘。绝大多数的中共历史记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相关历史过程和细节的叙事;二是对记忆客体的功过或价值的评判;三是借以表达记忆主体的特定思想和现实诉求。于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层面,因记忆主体与记忆客体存在某些经验经历的渊源或某种精神联系,这样的中共记忆往往比较鲜活具体,但难免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色彩,如夸大本人或某群体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的是,无论个体记忆还是群体记忆,皆不能完全视作个人或群体的主观产物。作为社会人或社会群体,在理解自己并产生记忆之前,皆已有“社会化”,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和行为世界的社会构造物”。(〔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等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87页。)。所以并非历史属于个人,而是个人属于历史。而公共记忆只有通过极力地包容吸收各种个体和群体的记忆,才具有广博基础;只有与不同历史时段的记忆尽可能地保持连续性,才会更具有生命力。但是个体和群体记忆显示的可能仅仅为历史全貌的局部或侧面,琐屑、片面、扭曲、自我夸张、贬低对方的情形很难避免,从而使得不同的记忆产生错位和冲突。而在公共记忆的形成上,记忆可能又会被化约,成为简单口号或抽象符号。而且如前所言,记忆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被遗忘。

二、学术史的内外部语境与整体历史书写的实现

史学作为追求客观的学问,史学家应该时时抱持求真、求公的立场和态度,不仅研究公共记忆,也要尊重个体和群体的记忆,从中发现被遗漏的资料和思想资源,将其作为从事研究工作的养料来源之一。中共记忆史的研究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方法,寻求历史的真相。而中共记忆史研究又有其特殊性,当面临一些历史记忆的分歧,在强调全面、客观和历史逻辑的同时,需要分析了解分歧背后的原因,通过中共记忆史的研究“去弥合民族历史记忆的分歧,着眼于民族发展的长远需要,构建更具有共识性与融合力的民族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提供历史记忆的基础与平台”。(谢迪斌:《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史的建构与书写可以无视与其相关的更为宏富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元素显然是整个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化赖以生成、发展与转型的初始条件,而“条件”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是一个被不断使用和强调的概念,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便认为,“条件”“是一个建立在对象本质基础上的理论概念,是一个始终既与的复杂整体。这些条件实际上无非是……整体结构各环节间相互依存条件的复杂关系”,“‘条件’是构成历史过程整体的各种矛盾的(实在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2页。)。离开这些“条件”的介入与影响,学术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便无从谈起。事实上,任何一门历史学科之学术成就的获致与强固都不是完全自足或自主的,都无法绝对超然于更大范围内的关系性语境,都必然与多种多样的事件或事物之间产生多向度的复杂关系,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整体。具体来说,与学术史密切相关的关系性语境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政治社会史,即经验世界的;一类是思想文化史,即思想世界的。因此,若欲更为科学地治理党史研究的学术史,就必须高度重视并反思与学术史相关的政治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进程和逻辑结构,切实注重党史研究形成和发展所仰赖的思想氛围与文化积淀,确认其间哪些关系、进程和结构对于学术史的长期脉络或具体问题施加了重要影响,并且分析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当然并不限于因果关系,从而构建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复杂史学图景。

所以,用记忆史方法观照中共党史研究,具有以下几点特色与意义。

而学术史研究应同步关注知识内部的历史演进与关系性语境的治学理念,在整个学术史研究领域业已成为基本的规范和共识,如提倡学术史研究的先驱之一培根便指出,学术史就是要“记录下与学问状态有关的一切东西。尤为重要的是……记录下时代面貌,看其是否有利于科学的进展”
(转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页。);国内知名学者王学典主张要高度而清晰地呈现学术的“内史”与“外史”以及学术史研究的“内在理路”与“外缘理路”,“学术史”从来不是“学术”一方单独写就的,而是“学术”与“社会”双边互动、共同执笔的,因此学术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某些学术史的大关节和大转折之际,社会学考察还应处于基础地位,“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史家对遥远社会的描述与评价中,剥离出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3页。);等等。由此观之,注重学术史与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之互动图景的描述与建构,其本质是对“历史语境”的尊重,更体现了一种融合“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取径,即任何学术建构及其思想阐释都身处历史之中并且成为全部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显然,这样的努力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学术史在整个历史学科谱系中所处的方位与价值,以及历史的学术研究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实意义与深远价值。总之,同时关注学术史研究的“内”“外”问题,已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性传统,且相关的学术实践业已成熟,但如何将这一治学思想导入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中,当然还需要在中介理论的建构方面作点努力。

第一,开阔视野,丰富史料来源。史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无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同时,史料的选择又与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对象有密切关系。研究者在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践时,要求尽可能地扩充史料,并根据研究对象有所取舍。中共记忆史研究将以往不太关注或关注比较少的史料皆纳入视野,包括报刊、书札、回忆录、访谈录、教科书、文艺作品、网络文章、革命遗址遗物等。另外,还可以进行一些田野调查,拍摄照片,结合文献史料,可以作为中共记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因为中共党史的特殊性,于时代变迁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具有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史料,研究者需抱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顾及各种姿态的中国共产党记忆和诠释,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共记忆”。史料的扩充使还原复杂的历史面相得以可能,必将呈现更为丰富的历史场景。

就政治社会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关系而言,作为担负着实现执政党诸多现实诉求以及保存和书写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记忆的主要精神产品,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化进程广泛而深刻地受到政治政策和社会发展的直接影响与型塑,二者的关联度之高在所有历史分支学科中都无出其右,这种关联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这门历史学科的政治与文化合法性。除却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党史学泛滥的特例,政治和社会现实与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化进程的关系都是复杂多面的,在不少时候前者对后者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促动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绝非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内容、理念和价值等诸多方面的互利双赢关系,“‘史学史’、‘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包括人们谈虎色变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党派偏见’,其对历史认识的推动和相关学科的形成所起正面作用之巨,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王学典:《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的思考》,《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8日。),如“文化大革命”结束即兴起的拨乱反正这一政治与社会事件,便成为重建科学的党史研究学科的根本性动力,若无法充分地构建拨乱反正的历史图谱,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从1976年底到1982年底会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起步乃至最终形成一种学术化传统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983年开始逐步覆盖中央到地方的整党活动,在客观上催生了对于习党史、讲传统的迫切现实需要,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党史资料(尤其是中共组织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以及党史人物研究,既加强了党史研究的显学地位,又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史料根柢,而在运动中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动,则成为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直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催化剂;等等。很显然,学术理念、思想、成果等学术史的基本要素都与其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并且受到这些条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他所研究的这个社会”,“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1、133页。)。故而,研究者应当积极地发现和还原与学术史相关的那些政治社会史根脉以及二者的关系图景,深入考量潜蕴于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元素以及政治权力的关系和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基本动力机制,“研究思想与社会结构之间联系的主要意义在于,这种研究至少是对这种思想的恰当理解的一种必要条件:那些对社会背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不知道他们所讨论的内容”(〔英〕大卫·麦克里兰著,孔兆政、蒋龙翔译:《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尤其对于党史研究这一具有鲜明政治性和强烈现实性的历史学科而言,其学术化进程及其专业主义倾向并不能成为自外于现实政治生活的防火墙,它必须借助真实的历史议题而关注国家的民主进步和社会的自由繁荣。这种研究取向显然有利于再次确认历史的学术研究与其承载的政治功能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科学认识。

第二,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新范式。记忆史能够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也能够为党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新方向。当然,并非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能进行记忆史研究,但中国共产党因其在现当代中国具有的特殊意义,能够成为少数“典型”记忆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历经90余年历史,拥有丰富多彩的记忆史资源,对其进行记忆史研究,能够反映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中共记忆史研究引导学者放宽研究视角,将眼光延伸到中国共产党相关事件或人物发生之后的时空,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事件或人物本身,将彻底改变史学研究中成熟话题难以为继的困境,“成熟”正是进行记忆史研究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政治势力、群体、人物有着不同的记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具有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记忆主题,与时代的政治社会大环境联系密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具有层次性,政府、党派与民间社会的记忆存在于不同层次,政府、党派、民间社会内部的记忆也有层次性。

相较于政治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关系则更为近切,只因学术史研究的核心功能就是致力于发现和寻绎学术思想,而学术史又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学术史自然属于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学术史之生成与演进的每一步都是在特定思想文化的历史语境下得以实现的。只有将学术史置放于与其相关的各种思想文化的历史根脉下,才能真正厘清学术史的基本属性和文化方位。考察思想文化史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影响,首先应关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舆论气候、思想格局和思潮移转,如由拨乱反正促动且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后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及其所孕育的宽松与民主的文化环境,成为打破诸多党史禁区以及重塑科学的党史研究理念的直接前提;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在此前后的党史研究内容和主题的变化产生了明显影响;等等。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需要开掘思想文化史本身的深层结构,以勘察影响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更多思想文化元素,如怎样认识“左”与“右”的关系问题(初期则围绕“四人帮”的性质定位而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党史研究摆脱阶级斗争史框架的关键环节;对“绝对权威”论这种极左思潮的深入批判与沉静反思以及由此开展的相关理论问题的学理讨论,也涉及党史学科很多基础性问题的理念与框架重构;等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需要关注整体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党史研究所属的历史学科以及相邻学科的学术思想变动和基本结构变迁,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要求重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学思潮直接推动了党史研究拨乱反正史学的繁盛,80年代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应用的“三论”尤其是系统论在党史研究中的初步尝试增强了党史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和实证主义特性,自80年代以降历史学领域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转换催生出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个案史学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实证主义史学潮流,自90年代以来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内的“国家—社会”研究范式羼入诸如人民公社史、当代中国乡村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史学理念及其实践也同样显著地促进了党史研究中的新文化史(含概念史、观念史等)、新革命史、新政治史等研究形态的生成,等等。申而言之,如果研究者将这种学科之间互动共促的历史图景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学术大谱系中,始终关注更为具体的不同学科的问题研究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间的互联共通,那么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无疑将获致超越自身的宏远视界。显而易见,若没有充分地关注和理解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文化史,便无法真正而有效地理解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及其精神气质。就此而言,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非常需要与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实现同步。

第三,回答中共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史学家以追求历史真实为志业,党史研究也不例外。从记忆史视角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一方面应将已有的历史记忆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对,分析有关记忆形成和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发现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异同;另一方面对被抽象化、简约化的记忆,不断地通过实证研究来加以丰富,避免历史上有价值的事物被社会遗忘。所以应该说历史是客观不变的本源,而记忆是对部分历史的建构与复制。通过中共记忆史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价值和共产党员的伟大精神进行肯定和保存,力图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提供更为客观、更为完整、更为本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记忆资源。如此研究既有一般性的历史记忆的一面,也能够为人类历史记忆提供可靠根据的“记忆再生产者”的资料来源和素材。中共记忆史研究对“历史记忆”的追求和探寻,有益于认清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正如雅克?勒高夫所强调的那样,是“记忆滋养了历史,历史反过来又哺育了记忆,记忆力图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法〕雅克?勒高夫着,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第113页。)。

当然,在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具体叙写过程中,对于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等内容的具体着墨可以不多,以免“喧宾夺主”而冲淡学术史的主题思想。而为了在有限的叙述篇幅内真正发挥这些非学术史元素的作用与价值,关键就是要高度注重“相关性”,即研究者不仅需要准确辨识哪些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元素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或关联,而且需要更为细致地研判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元素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间的紧密性程度。尤其考虑到学术史须紧密围绕特定的“问题”、“主题”或“议题”而展开这一前提,对于这种相关历史元素之紧密性程度的研断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如何更为贴切地认识学术史研究主题所处时空语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尽量从相关的语境资源系统中剥离出与研究主题发生更为实质性联系的历史内容,很多历史元素在学术史的书写语境中并不能直接提供与研究主题有关的支援性资源,即使相关的历史元素也并不意味着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会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也不意味着它们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影响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中型塑的历史观念、研究成就和学术结构等所借重的语境资源系统,在围绕特定历史“问题”、“主题”或“议题”而实现其逻辑意图和文化联系的同心圆结构中,必定存在着远近不同的间距。换言之,从有效影响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和变迁的角度来看,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内容及其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是具有层次性的,大致可分为长时段的因素、中端性的因素和较晚近的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元素特性和位次的判断与认识并不是固定僵滞的,而是随着学术史视角或议题的变化而发生更动,在一种议题理脉下处于从属地位的元素在另一种问题语境下完全可以具有主导性,这取决于研究者主体的判断标准和认知水平,因而需要研究者在学术史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极力扩大学术史料的搜集范围,加强解读和阐析学术文本的能力。

记忆史在中国有了20余年的传衍,但于中共党史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有着广泛的研究和应用空间。因此,需要对未来中共记忆史研究展开进一步思考,在此陈述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认识。

进而言之,之所以要如此精细地认识、考量和展现学术史所处的内外部多元语境,恰恰源自学术史研究从根本上仰赖于研究者对于学术文本的解读和定位这一基本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学术史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学术文本及其意义的释述,而文本一定是在特定语境下被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在决定文本意义的这一点上,语境是极其重要的”,“所有文本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语境”,“文本的其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语境决定,或至少依赖于语境”(〔美〕格雷西亚著,汪信砚、李志译:《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9、46页。)。学术文本的形成正是对这些关联性语境在新的文化实践中的一种生产或再生产,最初的历史语境赋予学术文本以某种意义或品格,“它们因此成为自己时代的见证,并在与自己时代背景的关联中得到了很好的理解”,而学术文本又“在新的语境和实践中链接到了新的事物,因而成为被这些新事物所‘多元决定’的对象”(〔英〕乔治·拉雷恩著,张秀琴译:《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7—218页。)。包括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在内的党史研究文本也同样如此,其创生往往并不能实现完全的理论自足,它们与关联性语境之间不仅具有共同建构对方的“互为关系”,而且彼此之间更型塑为一种“问题共同体”的组合与交叉结构,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历史与逻辑链条。很明显,只有在多重的关联性历史语境的映照下,党史研究文本所内蓄的意涵和价值才能显现并被感知,学术史研究者方能更好地理解党史研究文本的基本史学性质、内容体系、论述结构以及成就和地位(尤其是其文化独特性)等一系列问题,这是最起码也是最自然的研究逻辑。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党史研究的学术史理念可以有效改善或超越以往史学史研究的一大弊病,即其相对简单地概述若干党史学著作的基本内容、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等,而较少全面考辨这些党史学著作的写作究竟受到怎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推促,也很少考虑这种党史学书写属于何种思想文化史的系脉,更很少考量处于同一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整体状况及其与党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可见,对于党史研究文本的孤立的关心以及相关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要素的极度匮乏,使得史学史研究本身尚不具备充分的历史性。因此,党史研究学术史必须建立起一种融史学、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直至哲学等元素于一体的学术形态,它必须在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的历史框架下实现对于学术与历史的总体而统一的烛照,这种“总体”或“统一”的真正意涵正是“那种把每一种科学和每一种学说和其出现时的智力和社会复合物联系起来的统一”,“因此,我们要求历史家应该获得普遍的心灵,应该具有一种同样普遍的学说”(〔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3、94页。)。

第一,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诸多大人物和大事件,应该开展系统的大型的记忆史研究,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党的关系、重大会议与重大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袖人物等。记忆史研究不仅要加强大事件大人物的研究,也要增强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即要发掘底层社会记忆,将乡村故事、区域社会、乡村政治等中共历史记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当丰富,本身与农村社会、地方政权建设等有密切关系。这些都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记忆,并留下不少物化与空间载体,此皆可成为中共记忆史的研究对象。此类研究的开展能够反映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梳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中共记忆史研究要加强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还必须充分利用田野调查这一重要手段,搜寻隐藏在民间的中共记忆文本,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底层社会记忆史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重视与学术文本相关的多重历史语境的再现和理解,还有助于研判哪些党史研究著述具有真正的学术性,从而助推学术史理念实现型塑党史研究领域之“小传统”这一题旨。因为真正“学术”层面的党史研究著述大致包括两类,除能够为学科发展、学术积累和文化创造贡献有效增量的具体问题研究之外,还有一种研究形态在遵守历史研究基本规范的基础上,直接起源于部分党史研究者对于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与深刻透视,不断激励着他们深入党史去探求这些问题由以生发的来龙去脉和解决之道,从而既有效提升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又集中行使了党史研究知往鉴今、以启未来的经世功能。这种形态的党史研究一定是对当时重大政治、社会和思想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公共关怀与责任精神。一般而言,这些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问题切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因而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根脉下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和绵延性。只要学术史研究者能真正地接触并理解由时代和社会问题所构成的综合性历史语境,便能发现那些曾反映甚至试图解决这些时代和社会问题的党史研究著述的当代意义与长远价值,从而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紧密联系的维度上重新衡估这些研究著述的学术史地位。当研究者以此作为检视和判断党史研究著述之学术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际,学术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便由此生发,因为真正的“学术”和“学术史”不仅冀望个体思想的充分表达与本学科的众声喧哗,更关注学术成长所仰赖的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的确,就历史研究的理想状态而言,“只有当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都与另外的事业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能毫无任何歪曲地对其事物进行理论‘抽象’”(〔英〕伯恩斯、皮卡德著,张羽佳译:《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可见,这样的“问题意识”可以极大地促使研究者发现或感知特定的“问题”、“主题”或“议题”,并以此精心选择更具有学术气象的党史研究著述,重新书写党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此而言,“问题意识”既决定了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也决定了“学术史”与“史学史”以及一般的研究综述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像以往的史学史研究那样不注重与史学著述相关的历史语境,便不可能有效地感知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内在联系,无疑会加深党史研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巨大裂缝,助长党史研究者远离公共领域的不良倾向。就此而言,在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中注重发现或建构“问题意识”能力的培育,便有着甚为紧迫的意义,亦即在党史研究学科的范畴内为构建“好的历史学”作出贡献。概言之,学术史研究不应脱离组成政治和社会的一系列现实要素和诉求而孤立存在,它“应当是历史学家进入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中,在努力生产和普及与社会现实相关的历史知识的同时,不断反思他所提出的实用性是否与公众所关心的问题相符”,“是在按照‘学术规范’(discipline)将社会议题转化成学术议题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韩〕白永瑞:《走向“共感”与“批评”相融合的新历史学》,《南国学术》2014年第2期。),因而它必须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人文关怀,在一种文化精神的高度赋予党史研究学术史以“灵气”和“灵魂”。

第二,探索中共记忆史理论和方法。记忆史理论是体现记忆史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的记忆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比较宽泛和浅显的层次,甚至对何为“历史记忆”都缺乏明确定义,更不用说对中共记忆史理论和方法的考察。面对如此境况,中共党史研究更应打造自己的记忆史理论。这就要求广泛地译介西方学界关于记忆和记忆史的理论着述,只有在充分了解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同时,还要结合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语境和知识体系,消化和吸收这些理论,为中共记忆史研究贡献力量。中国要有原创的中共记忆史理论,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国外相关知识,同时更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符合中国语境的中共记忆史理论。另外,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某领域研究乃至整个学科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欲图使中共记忆史研究在已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在改进研究方法上作出更多努力,运用比较研究、分层研究、综合研究、动态研究等方法。

如上所述,注重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密切相关的诸多历史元素,并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图景纳入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整体书写,会使学术史在实证层面实现互证互构的完整性,必然形成一种总体史、整体史或综合史的研究气象。这一研究取径为从党史研究学术史的角度来重新透视和析清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的发展轮廓提供了一种机遇,不仅使貌似单一的学术史获得了更为丰富乃至高端的知识与文化资源补给,而且可为将来全面而深入地书写党史研究的全部学科史以及整个当代中国的完整历史谱系打下良好的学术根基。进而言之,学术史研究和写作必须高度重视“通达”的意识和“超越”的自觉,既要培育宏大的观照视野,又要直逼历史的幽深之处,体察党史研究的学术本相及其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甚至人性等诸多元素之间的纠结绞缠。只有沿循这样的历史研究理念,才能造就更好的史学通识。因是之故,以学术史发现和整合政治社会史,以学科史审视和建构思想文化史,也许可以建立起一种更为宏观、立体且系统的历史画卷。这预示着党史研究学术史不再是孤立无援、形单影只的研究领域,它不仅必须超越传统的文本式梳理和评析,而且必须实现对所有相关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建构和理解,它由此将获得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和跨问题的学术特质,因为整体历史的书写“不以完美无缺性为导向,而是希望通过一种全面的、反思性的结构分析来破译历史现象的多维性。这种历史要求修改与之相应的方法,进行学科之间的合作”(〔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一言以蔽之,未来的党史研究学术史若欲提升自身的学术品位,就必须实现“外在性”与“内在性”的有机统一,既客观反映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伴随着复杂的政治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情境而变动的理脉,又充分把捉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变迁理路中的“不变”——对于学术和真理的追求。

第三,重视中共记忆史的史料发掘和整理。中共党史研究史料的发掘和整理非常重要。党史研究虽缺少记忆史专题资料的整理,但相关史料的出版,特别是一些回忆录、口述资料的问世,可以作为中共记忆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来源,为中共记忆史研究创造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学界出版的中共领导人的各式各样的回忆录、口述资料,为记忆史研究助益良多。但是,对某些事件的回忆、口述的开展显得非常急迫。比如,“文化大革命”口述的进行、回忆录的撰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参与者日渐老去,不少已去世,必须加紧时间。而其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个时段和重要事件的田野调查、口述、回忆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除回忆录、口述之外,日记也是重要的记忆史料。据笔者所知,全国许多地区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或多或少地都保存着一些时人日记等史料,因尚未编纂出版,研究者利用起来甚为不便,且使用成本比较高。如果能够加快中共记忆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相信会大大促进中共记忆史的相关研究,将中共党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此外,为了在具体研究中吸纳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元素并最终实现整体史的学术风范,研究者还必须注重学术史书写自身的逻辑严密性和结构完整性。无论是撰写研究论文还是学术著作,都必须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下深度厘清学术史与相关历史元素以及学术史内部诸元素之间的逻辑关联与综合互动,营构出相对完满具足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在学术史的具体写作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在充分考量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现实脉路的基础上,使“问题意识”成为统摄和整纳相关历史内容的“绝对精神”,使每一部分都成为论证和贯彻“问题意识”的有效载体,一定要竭力避免每一部分与“问题意识”相脱节的情况,同时注意上下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前一部分应当作为后一部分展开的内容准备和逻辑前提,应尽力规避各部分在内容和逻辑方面的截然孤立或泾渭殊途。只有依循这样的写作原则和方法,才能形成环环相扣、紧密圆融的整体性叙述框架,从而使每一篇学术史习作都呈现融宏观美、细节美和逻辑美于一体的精神风貌。应当说,这种严整的叙述逻辑既是整体历史书写对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术史研究实现总体史书写的施行路径,可谓综合史、整体史诉求的一个特殊面相或题中应有之意。

第四,加快中共记忆史的学术共同体建设。中共记忆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和成长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共党史学界在记忆史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尚缺乏自觉,这显然不利于记忆史研究的发展。首先,创办专门刊物或专栏,及时发表相关科研成果。中共党史学界有《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党的文献》等专业学术刊物,但在发表和促进中共记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方面,还需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其次,建设中共记忆史研究团队。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场所》,有百余位法国历史学研究者参与编写,包括诸多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中共记忆史研究也应该加强团队建设,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或组织固定的科研队伍,还可以举办中共记忆史方面的专题研讨会,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进行长期有效的学术交流,打造中共记忆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总的来看,注重与学术史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以及建构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整体史范式,其实质就是究问党史研究的知识、思想和理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就是要揭示党史学术文化之产生和发展所倚重的特定知识与文化系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党史研究的意义、价值和功能都是透过这些条件以及知识与文化系统得到发挥与延展的。职是之故,学术史研究在追溯党史知识增扩和学术精神迁延的历史图景之际,便可以同时追问并探讨党史学科自身的特殊与一般属性以及党史研究实现求索真理之终极目标的规律所在。在此进程中,研究者需要格外注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争鸣现象,这是助推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环境”和“内语境”(其本质涉及党史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机制以及整个学术肌体健康与否等根本问题),因而应当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史重点关切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本文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长沙410081;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武汉430079)

三、学术争鸣史与学术史之反思精神的彰显

本文原刊:中共党史研究

之所以要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版图中突出和强调学术争鸣现象,是由学术争鸣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如所周知,学术争鸣的本质是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批评、对话与交流,最终宗旨是为了更好地逼近历史实相,更真确地发现和认识历史真理,“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6页。)。借助于观点的交锋与往还,争鸣双方可以有效地发现和改善自身研究的缺陷甚至谬误,从而推进特定问题研究乃至整个历史学科的进步,提升研究者群体的学术品格和境界。因此,学术争鸣可谓保障和促进学术繁荣的无可替代的充要条件。而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来看,学术争鸣也同样贯穿其历史蜕变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自拨乱反正时代以降,党史学界就围绕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及其全面评价、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性质认定及其客观评价、百团大战的功过是非、富田事变的基本性质、查田运动的基本属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等重大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具有争议性的更为细致的历史与理论问题展开了持续性的争鸣,在党史研究的史实发掘和史识精进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广泛地涉及党史研究之基本学术理念、规范和方法的重塑,极大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就此而言,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脉就是由林林总总的学术争鸣所构建的,这种史学图景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更为明显,验证了一门正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历史学科所必然要践行的不可违逆的学术规律:“有历史写作,就有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争论是必需的,即使最枯燥的争论也并非毫无价值……争论的时代是清点存货(stocktaking)的时代;它导向一种必不可少的目的和原则的再塑……可以提供新的理解和积累新的洞察力,这些对于历史的真正目的以及历史研究与写作不无帮助”(〔英〕埃尔顿著,刘耀辉译:《历史学的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而学术争鸣的广泛践行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标志着以“党史学界”为名的学术共同体的真正形成。任何一门历史学科之学术共同体的生成固然建基于一系列学术共识,但如果没有学术论争,学术共同体的根基就会被逐步削弱直至崩塌,因为“历史首先是一种论辩。它是不同历史学家之间的论辩,也许还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论辩、实际发生之事与即将发生之事之间的论辩。论辩是重要的,它们创造了改变事物的可能性”(〔英〕阿诺德著,李里峰译:《历史之源》,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3—14页。)。过于追求思想观念的一致性严重违背历史研究还原和探求人类社会生活之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根本使命,而历史认识的多元性更植基于人性自身,“差异性原则好像已经融合于人的本性之中——这也是人类的合理性存在”(〔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3页。)。自新世纪以来,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党史研究者若欲在这种众声喧哗的现实语境下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发现并介入既具有高度学术性又具有公共价值之论题的批评与争辩、对话与互动,并借此求取最大程度的公约数,推进党史学界更高程度的团结和一致。与这种期待和愿景相比,目前党史学界的学术争鸣现象并不突出,公共的学术生活显得平静甚至沉闷,远远逊色于八九十年代的党史研究气象。在这种情势下,全面系统地考察党史研究的学术争鸣史,着重彰显其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深入总结学术争鸣在党史研究领域里的规律、经验与教训,为继续鼓励、培育和弘扬新的更高层级的学术争鸣提供源自学科自身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便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离开学术争鸣史的专项考察,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将是不完整且存在较大缺陷的。

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关注学术争鸣现象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系统地考索自80年代以来学术争鸣在党史研究中的发展线索和传衍路径,注重学术争鸣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此为依据划分学术争鸣史的历史分期。在此进程中,研究者不仅要特别突出有关重大党史问题的著名学术论辩,而且要深入党史研究脉络的“毛细血管”,充分发掘那些虽然不太著名但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发挥“润物细无声”之功效的学术争鸣。从长期的历史视阈来看,重大问题的学术争鸣当然利于活跃研究氛围和推进研究进展,但也常常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很多非学术性因素,对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作用往往具有双重性,而那些不具备全局性的党史问题的学术争鸣,则常常易于在学术化维度推进党史研究理念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因而,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开掘重点应适当转移至那些一般和普通的学术争鸣问题上来,深度探察这些学术争鸣在何种向度或层次上有效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
(如80年代初关于“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问题”、“平分土地”政策等很多问题的争鸣和讨论,便广泛地涉及诸如如何正确地运用党史材料以还原历史真实、是孤立地还是整合相关历史语境对某一党史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对党史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是凝滞的还是发展的、何谓判定某一党史问题之性质的关键要素、特定党史内容的“概念化”与实际历史分析的复杂化之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并从根本上关涉历史主义原则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落实路径。)。这种研究取向既实践了上文所述的学术史需要充分关注普通研究者之学术地位和作用的旨趣,也会在充分展现一般性或普通性问题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这一层级上继续深化学术史研究的民主价值。

与此同时,研究者要特别注重梳理学术争鸣现象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大致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的历史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学术争鸣,学术争鸣问题实际上成为新时期以来政治政策、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思想缩影,因此要特别注意理解学术争鸣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如关于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性质认定等问题的学术争鸣基本上是80年代前期党史研究之拨乱反正进程和党史学界清除极左党史学的产物,而关于党史研究范式问题的学术争论则与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党史研究领域新理论方法的不断引入和实践以及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持续得到加强等因素密切相关;第二,随着时代发展和历史语境的流变,同一问题争鸣的重点也会发生改换或侧移,如关于百团大战的学术争鸣重点,从80年代集中于其功过是非(包括必要性、是否经中央批准、客观后果以及彭德怀的指挥责任等)这一宏观问题的重新评价,到90年代更倾心于参战兵力、各大战役名称、战绩统计、结束时间等微观问题的考析与讨论,再到新世纪以来转向诸如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等中观层面的实证性讨论,伴随着这种争鸣重点转移的则是关于百团大战史料范围之收集与利用的扩大以及整个党史研究理念和范式的衍化。可见,学术争鸣对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它“有助于使恰当问题的形态不断演变”,“这是历史学问题本身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页。)。因此,学术史研究者需要翔实地梳整时代变迁中的不同或同一问题的学术争鸣,尤其需要厘清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争鸣侧重点,考察到底哪些元素在各个时期推动着不同或同一问题的论辩,这些元素是否构成了学术论争的有效性,如果是有效的,其又在何种向度上促进了这一问题的学术进展。这种历史图景的构塑无疑将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将赋予党史研究者一种不断追寻历史真相以及重新书写历史的内在驱动力,“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在纵向考察学术争鸣史的基础上,学术史研究者还需要在横向维度上细致而耐心地划分党史研究领域学术争鸣的不同类型,从而为更好地厘清学术争论的关节点或分歧点所在,以及判定学术争鸣的价值、意义和贡献的大小强弱甚至有无必要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一种相对的准绳和尺度。这一工作的实质性完成当然还需得到更多学术史资源的支持,但以下一些学术争鸣类型则相对较为典型且常见:因直接史料不足而产生,如中共一大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已经建立的问题;因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如关于红军长征时间、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的会师地点、“通道转兵”抑或“黎平转兵”等争论便与不同研究者对何谓“长征”“会师”“转兵”的概念界定差异直接相关;因不同研究者群体所持的思想价值观念差异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历史和史料重心的不同解释而产生,如对陈独秀和瞿秋白的历史评价、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思想之关系的讨论;等等。此外,还有一类学术争鸣虽未有效地解决直接涉及的问题,但触发了一些引申性或关联性问题的讨论,从而很有可能产生颇具创新性的信息流通与问题生产,如在关于党史研究的“史学史”和“学术史”之理念差异的讨论中,引申出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党史研究之学术性的性质、程度和水平等问题,如假以时日,有可能带来一些传统观念的重新认识与塑形;另外一种学术争鸣类型的基本倾向和性质是非学术的,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意图和现实利害关系,但并不排除其会产生一些额外的学术性成果甚至新的争议问题,如在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状况附带人口减少的争论中,诸如这一时期的气候、地理、环境、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数据被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出来,为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了一定的史料积累。而在另外一种学术争鸣类型中,批评者仅仅抓住一篇论文或著作中的细枝末节展开商榷,丝毫未触及核心论题本身,那么即使不能说这种学术争鸣是毫无成效的,但也可以说其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贯通性原理,即每一种科学的学说都需要各个部分的互相支持,如果批评者“更愿意对每一个细微之处、小毛病和反对意见进行反驳”,那么在很多时候,“他们刚解决一个问题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好似“当你拿着灯照亮一个角落时,其他的地方仍处于黑暗之中”(〔英〕弗朗西斯·培根著,刘运同译:《学术的进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当然,争鸣类型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其实质功能是推助研究者充分行使价值判断的权利,旨在考察不同的学术争鸣到底在何种维度上推进和更新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彰显那些为增加新的党史知识、厘清新的学术疑惑以及基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之核心问题的学术论争,批评并反思那些琐细而没有明显意义和核心价值的问题论辩以及基于一些非学术动因而刻意发起的无谓论争。因是之故,将学术争鸣史纳入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可以使研究者更为深入地思考学术争鸣对于理解中共的历史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显然,各种学术争鸣的过程就是对于不同学术理念的反复评析和咀嚼,这在很多时候也代表了对于党史研究之总体或部分理念的反思,这对于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深入至为关键。

由上可见,对学术争鸣类型的划分和识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学术争鸣原委的分析和解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学术争鸣生成和发展的多维原因,便显得顺理成章。但由于党史研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当代性特征,学术观点发生分歧的原因可谓相当复杂甚至敏感,很多原因分析在实证性和客观性方面难以实现充分自洽,因而研究者可以着重考察不同学术争鸣所依恃的历史哲学基础、思想理论预设、史学问题立意、核心价值观念和叙事结构风范等,集中分析学术争鸣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差异,直面学术论争在历史哲学层级上的分歧。这样既可以规避一些现实的分析困难,又可以触及论辩双方据以质疑和确证的基本标准以及不同历史知识的基本性质,从而深入探究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和动力。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格外关注党史研究中不同范式或学派在学术争鸣中的作用。尽管党史学界的学派格局还不是特别突出,但不同研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框架下所秉持、实践和坚守的不同哲学预设、理论原则、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研究方法、问题取向与学术风范等已初具气象,如以正史编纂为核心工作且尤长于长程性和规律性之历史解释的“胡绳学派”(
新世纪以来,有研究者开始将这一研究脉络视为一种具有独立性且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学派加以概述和评析,如石仲泉:《胡绳: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学派的杰出代表》,《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衡朝阳:《试论“胡绳学派”的中共党史学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汪兵:《“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述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等等。)、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为代表的在中共地域史和现当代中国外交史等研究领域中的新实证主义取向、以“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为平台的多学科研究群体试图联通中共历史实践的宏观与微观之结构性脉络的学术努力、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一脉对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以及重视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党史研究的学理融合;等等。这些研究理念和方法之间具有不同向度的交集,但也深度反映了多种党史研究形态在历史哲学层级下的差异,且常常促发很多具体问题的学术分歧,“次要观点上的不一致常常像主导概念间的根本性对立一样长久、激烈”(〔波兰〕弗·兹纳涅茨基著,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4页。),诸如关于人民公社的历史评价、地域史研究“碎片化”与否等问题的争论便是具体观点之分歧与研究理念和解释框架之差异的表征,更是不同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之歧异性的直接反映。概言之,如果学术史治理可以在学术争鸣原因分析的角度为未来的党史研究及其全息性书写提供启示,将无疑增强学术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这无疑是一种令人心动、有期可待的愿景。

显而易见,未来的学术争鸣史研究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能为进一步探索学术争鸣乃至全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特征和规律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通过展现诸种学术争鸣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研究者可以耐心地析理出各个学术争论的关节点,并着力分析和探究这种分歧互竞之学术观点的本质及其对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影响何在,为谋求特定历史阶段内的相对统一的学术论断搭建文化平台。更重要的是,学术争鸣史研究将在多个方面深切彰显学术史研究的反思精神,而这对学术史研究乃至整个党史研究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反思精神首先就体现在可以借此重审良好的学术争鸣所必须遵照的基本规则和规矩。综观党史研究领域学术争鸣的基本历史,凡是学术争鸣基本沿循“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便能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发挥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后果。因此,“三不主义”无疑是坚持和发展党史研究学术争鸣的最根本原则、圭臬和道德,应具有形而上地位。但由于党史研究的复杂性,在学术争鸣中切实贯彻“三不主义”仍然存在着非常现实的障碍,党史学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断强调和重建学术争鸣之正确原则与道德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新世纪伊始,针对关于民粹主义问题的一场复杂争论,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党史研究中“健康开展探讨真理的学术争鸣”的三大标准:“第一,要与人为善,不要与人为恶……要善解他意,不要恶解他意”,“第二,要忠于原文本意,不要断章取义、任意引申”,“第三,在人民内部,开展学术争鸣要有尊重别人的涵养,不要‘唯我独革’”
(石仲泉:《努力提高党史研究水平
健康开展探讨真理的学术争鸣》,《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北京党史》编辑部也就此组织了“如何正确开展党史研究的学术争论”的专门讨论(包括石仲泉《关于百家争鸣与求是学风问题》、郭德宏《对待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马连儒《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陈铁健《论争文风三议》、王树荫《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王章维《开展积极的学术论争》等六篇笔谈文章。参见《如何正确开展党史研究的学术争论》,《北京党史》2000年第3期。)。这些论述重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规避重蹈“学术争鸣,政治解决”的老路和旧路,系统地强调了健康的学术争鸣所必须遵循的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理性宽和等基本准则,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史上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同时,学术争鸣现象还非常强烈地表征着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的特性,这提示研究者可以重返实证主义的哲学底色那里确证学术争鸣的正确法则,亦即实证主义哲学“一贯注重研究我们的智慧真正能及的事物”,因而“它坚持从历史角度去衡量不同见解的各自影响、持续的条件以及衰落的缘由,决不作任何绝对的否定,即便涉及与优秀民族中人类理性现状极不相容的学说也是如此”,“通常不偏不倚,对每一种见解都更公正,更能宽容”(〔法〕奥古斯特·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9、31页。)。总之,认真展开学术争鸣史的研究,冷峻地检审学术争鸣规范的各种“实然”状况以及本应践行的“应然”理想,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反思并重塑开展学术争鸣的正确规则,持续鼓励党史研究者开展更多且更高质量的学术争鸣。

学术争鸣史研究还将为反思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提供不可多得的机遇。从学术争鸣史的基本脉路来看,集矢于重大的宏观性历史问题,已经不能为党史研究的知识增扩特别是理念更新提供有效增量,至少在短时间内已不能再有力地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因为这些问题受到政治政策和社会局势的强大影响,从根本上受制于党对于这些重大党史问题的决议层级的认识和判断。党史学界与其拘守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不如拓宽视界,从这些至为宏观的重大问题沉潜至中观和微观层级的党史问题,并展开对这些问题的积极探讨和论辩,进而推动整个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延伸。同时,学术争鸣史研究还提示研究者应当系统考察哪些载体有效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争鸣以及建基于此的学术化发展,促使学术史研究的关注对象和内容借此扩展到广义的“学术批评”范畴,如通过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的“探索与争鸣”、《党史研究与教学》的“理论探讨”等学术期刊及其相关栏目为鼓励学术争鸣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不足之处,鞭策其恒守弘扬学术争鸣的职责,将有利于学术期刊反思自我的角色定位和办刊方向,“作为学术性刊物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它在所有学术性问题上的议论一律,看法一致,而在于它既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又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实事求是、各抒己见的学术见解。作为学术刊物的编辑人员,应当懂得自己刊物在发展理论和繁荣学术方面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应当通过各种努力去促进理论探讨、学术争论的活跃,多发表一些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性文章”(方治:《关于学术争鸣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又如需要系统考察党史研究领域的一种特殊学术共同体——学术研讨会是否能充分吸取不同观点,来自五湖四海的相关学者是否能近距离地展开观点交驳,是否有效地规避了那种少数人讲、多数人听的旧习,这无疑有利于反思和评判各种研讨会的学术水平和声誉(受益于80年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开放性,当时召开的很多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都显著地促进了相关问题的学术争鸣,如1984年全国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研讨会。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些带有长效性和机制性的学术平台,亦非常充分地鼓励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争鸣,如“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中国当代史三校工作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等。);再如还需要严肃地梳整多年来党史研究书评的发展历程,评解哪些书评真正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争鸣,以此逐步确认理想书评的基本准绳,杜绝长久以来“软性广告”式的伪书评浮泛于世的现象;等等。概言之,学术争鸣史研究以反思和激励党史学界之自由争论的气势,将有效地扩展未来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史的版图和疆界。在目前学术争鸣现象有所退化的情势下,这种多少带有自我批判性的研究工作之迫切性便尤显突出。

进一步来看,学术争鸣史研究还将带来对历史和史学之客观性的重新审视。就学术争鸣的类型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来看,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问题争鸣大都源于不同研究者占有和解读史料或据以解释历史的理论或历史解释本身之侧重点的歧异性,它们大都客观地反映了同一历史内容的不同面相,很难用孰是孰非的绝对标准加以价值判断。任何一种学术争论的彻底解决都是不可能的,这从根本上源于人类的求异本性。因此,学术争鸣反映了历史研究的相对主义特质,而这正是历史和史学之客观性本身的一种表现。在整个世界历史学理论和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强求无可争议甚或不可争议的“客观知识”的希冀已然成为一种“高尚的梦想”,任何针锋相对的历史与理论辩论对于客观知识的生产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确实是一个十分连贯和显而易见的辩证过程:冰冷的客观性是在争论的火炉中形成的”(〔美〕彼得·诺维克著,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77页。)。由是言之,强调这种新的历史客观性理念,可以更进一步推使整个党史学界都对学术争鸣抱持一种理性乐观的心态。学术争鸣固然呈现甚至强化了党史研究中的诸多分歧,但如果没有真正学术化的争鸣辩难,若想取得长久稳固的史学共识便会存在更多困难。未来党史学界需要积极鼓励探索新理论、新方法和新领域的研究者及其思想观点,对于新说创见的批评要审慎小心,而对于以往已流行多年的史学思想和基本理论,则应鼓励对其展开积极的批评与反思。在学术争鸣中,常常有被批评者反驳批评者“误解”自己的观点,或未能“全面”利用史料,但从客观历史知识的有限性加以考量,与其抱怨别人的批评,不如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加强自身的学术与写作修养;与其试图在学术争鸣中彻底说服或“战胜”对方,不如静心反省自己在研究中的问题所在。

就此而言,学术争鸣会形成一种制约研究者的学科内压力,迫使研究者更为谨慎和仔细地从事党史研究,并注重自我批判和内在反思。总之,通过对党史研究领域诸多争论的学术史考察,可以为重新理解党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资源,“我们强调,人类需要借助连贯的历史叙述进行自我理解,也需要有关于历史的各种客观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可能是片面的……我们不强调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或是得到令人完全满意的因果解释,而是强调有必要竭尽所能做成最客观之解释。这是唯一的前进之路,也许不是一条走向未来的平直的进步之路,却可走向更有思想活力、更民主的社会,走向一个我们乐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美〕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基于上述思想认识,学术争鸣史的梳理和评析还将从根本上鼓舞党史研究者的学术怀疑精神和批判品质,从而将对党史研究学科的反省提高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通过系统地回顾和总结党史研究学术争鸣所取得的成果,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判断出学术争鸣与新问题和新思想的提出以及新学说和新学派的形成之间的正向因果关系,即使一些争鸣或论战文章存有一些史实、论据或逻辑漏洞,但参与者积极思考的勇气和力量及其不时迸发的思想火花常常启人心智、催人奋进。而党史研究者若欲真正介入学术争鸣的公共生活,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怀疑与批判精神,自觉养成不盲从或膜拜任何知识权威的意识,要对任何学者、著作、论文、史料本身等都抱持一种怀疑和质询的倾向,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也必须准备着要怀疑哪怕是他最坚定的信念”(〔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第88页。)。

因此,整个党史学界都应当坚决鼓励年轻研究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保持适度的质疑和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和使用新的材料、理论或方法,提出异于前人的思想观点。应当说,这既是创新和发展党史研究的基本通道,也是张扬历史学者之尊严和价值的必由之路。反过来看,过于追求统一的学术生活,牺牲的不仅是历史研究的活力、激情与自由,更是全体人类之智慧性与创造力的湮逝。目前党史研究中持续的平静状态,非但不会为这门历史学科带来长期的繁荣和发展,事实上还会削弱和损坏其文化品质与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
(王学典:《良史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33页。)。显然,党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的重复研究、“炒冷饭”、跟风之作以及虽开掘了大量党史知识但无法提供有效而全新的历史解释等弊端直至党史学界的准原子化结构,都与学术论战不多、讨论质量不高存在根本性的因果关系。一言以蔽之,学术争鸣及其所依恃的学术怀疑精神和批判品质,从根本上彰显着真正的“学术”追求真理和创新求变的核心特质。当然,怀疑精神也应该与怀疑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保持距离,而这也正是党史研究学术史治理所须遵循的基本意旨。

综合来看,学术争鸣现象不仅源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问题、观点和思想分歧,反映着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渐次深入以及研究者在此期间的积极介入和深度参与,它们还经常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之显要论题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也是更为阔泛的文化传统和思想遗产的学术反映。如果研究者能将诸多因素整合进学术争鸣史的脉路梳整和意涵分析,那么学术争鸣史就不仅会实现并强化综合史和整体史的学术诉求,而且会成为整体性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表征。长期以来,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的党史研究论域并不太重视学术争鸣史,从而较显著地削弱了学术争鸣精神在党史学界的培育与弘扬。而全面系统地重建党史研究学术争鸣的历史谱系及其蕴涵着的自我反思精神,将对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健康发展和恒久进步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在这方面将大有可为。要而言之,将学术争鸣史作为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和加强党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之间永无止境、永不设限的自由交流,这是通向达成最低限度的学术共识乃至全体人类的团结与和谐的必由之路,而这也正是包括学术民主在内的一切民主形态的最为本质的含义与价值,“通过争论,我们可以提出有关现在和未来的新知识。如果历史学没有争论,它就不能为有关今天社会问题的重要争论提供素材……有关过去的争论绝不会停止;它也不应该停止”(〔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四、余论:学术史的本质是史学理论

承上所论,相较于党史研究史学史,学术史理念的基本内涵、文化气象、书写规范、研究对象及其所凭恃的史料来源等都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变化,尽管这两种治学理路仍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且学术史理念的科学实现尚需在中介理论和论题拣选等方面加强其自足性和完善性,但从“史学史”到“学术史”之概念的跃迁,仍然标志着对于如何梳整与重建党史研究学科发展史之阐论重点的侧移和变化,亦即从传统的历史编纂史研究正转向新型的学术化发展史研究。透过“学术史”这一概念,研究者可以将关涉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所有史实最终连接成一个知识和文化的整体,形成一种党史研究学术化历史进程的完整史学形态,并始终与党史研究整体格局下的其他研究类型以及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新的党史知识之间保持张力,从而使“学术史”的概念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之间形成较为严格的对应性关系,推促“学术史”成为党史研究领域里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概念,进而促发整个党史研究思想与理论体系的更新与发展,而“思想的大厦是由概念的砖瓦砌成的”,“一个思想体系的‘新’或进步的标志是这些异质的概念的契入”
(许明:《新意识形态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既然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真正意义的学术化成果,那么一份热忱的学术思想和严肃的史学思想显然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灵魂与核心,而任何学术化的党史研究成果和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往往取决或受益于一定的史学理论框架,或者毋宁说,任何党史研究者只有严格遵循史学理论的基本通则和内在规定,才能生产出符合“学术”特质的研究成果,才能称得上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而如果考虑到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就是历史学化这一事实,那么党史研究学术史所关注的根本内容便应该进一步刺破或超越学术性研究成果的文化表象,而沉潜至这些学术文本所必须依循和遵照的史学理论层级。因为很显然,没有史学理论的介入和参与,任何历史研究都无从开展,即使强行开展也无从深化并进而取得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在史学任何一个领域,缺乏相应的史学理论,就不可能有整体视觉”,“史学理论是史学的灵魂,没有一定的理念,几乎就难于呈现历史和叙说历史……在历史认识中,一定的理论是统领全局的,从这层意义说,史学理论是史学之帅”(刘泽华:《防御性思维与史学理论萎缩的后果》,《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综观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参与其间的诸多研究者及其作品所体现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学术结构、思维方法、“问题意识”、概念范畴和知识资源等都在在显示史学理论的深度介入,所有这些学术成就的根本维度正是史学理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每一步都蕴藏着丰富的史学理论。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降,党史研究者从批判极左党史学入手,重新思考中共历史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广泛涉及诸如党史的客观存在性、党史与其他社会历史现象的共性与差异、推动党史发展的众多动因及其交互关系、党史与现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谱系之间的关系及其嬗变、党史的发展和未来仅仅是领袖人物思想意志的体现还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移易的历史过程、党史具有何种形态的规律性、怎样认识党史在迁衍进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如何评价党史人物等一系列问题,与此相对应,重塑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立性问题也开始凸显,诸如党史研究相对于整个历史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亦即学科性质、党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象范畴和内容结构、科学性和政治性之关系、客观性和真实性准则、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邻近学科的关系、现实功能与作用等关涉党史研究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从而共同组成了党史领域的“史学本体论”。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很多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和摸索,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以及坚持落实“实事求是”这种带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色彩的总体理论取向的同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党史学危机、萎缩”的反思意识下,很多敏锐的党史研究者开始探讨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尤其致力于将整个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法导入党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学术努力,目前已初步形成集指导性方法和各种具体研究方法于一体的党史研究“史学方法论”体系,有效地联通起党史研究与整个历史学界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步伐,扩大了党史研究的学科边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党史研究之具体结合的范围和途径。而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党史研究专业化进程的深入,一些党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党史知识、思想和理论的性质问题,直接关涉诸如党史知识如何形成及其何以可能、关于党史的认识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党史认识的客观性边界、关于党史的知识与认识如何受到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语境的制约与影响、研究者主体及其意识(包括意识形态观念、现实利益规制、思想理论预设等)向具体党史研究及相关历史分析的潜在渗透、研究对象和史料的自身结构对党史认识的反向影响、对党史进行解释的多样性及其本质、怎样检验党史知识和认识的可靠性等一系列更为深刻的问题,尤其自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新革命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以及本文语境下的“学术史”等理念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与实践,都直接触及党史认识形成和发展的运作与实现机制,从更深的史学层级上凸显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形态和特性,共同推动了“史学认识论”层面的研究进展。

由此观之,在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进程中,党史研究领域内的史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实现自身的重建、嬗替与更新,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普遍、广泛而深刻地涉及党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其间涌现的诸多问题通过专门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支持,从不同角度和层次集中展现了“什么是党史科学”,共同组成了党史学科的史学理论体系。因此,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实际上是由史学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实践所构成的,学术史是史学理论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或现实存在形态,学术史的本质就是史学理论,而非相反。从根本上讲,若欲真正地理解和型塑党史研究的学术史图景,就必须通过多样化的学术性党史研究成果的历史考察来透视史学理论自身的主导性,充分彰显史学理论在党史研究领域之生成与发展的史学脉络,正如克罗齐所强调的那样,史学史(即本文语境下的“学术史”)的重点“不在实际事实方面,而在史学思想方面,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题”,“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在这里,把历史理论和历史区别开是不可能的”(〔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35、137页。)。即此而言,学术史研究绝不应仅仅止步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谱系耙梳和价值重估,更在于进一步厘定党史研究学科的史学理论涵容,致力于对这一根本性维度的揭示、解释与拓扬,从而推促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须坚实地遵循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同生共进、珠联璧合,使党史研究既拥有史学累积和叙说的魅力,更具有理论思辨和建构的深沉。

进一步言之,史学理论体系构塑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底蕴,学术史研究者必须具备这样的自觉意识,即他们需要经常性地超脱于繁复无尽的具体问题研究,将既往的学术性研究成果视为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突出党史研究者在叙述和建构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认真地考察和反思各种党史知识到底是如何被生产与建构出来的,这种生产与建构的过程是符合、背离还是超越了传统的认识模式,以及各种思想理论生产背后所蕴涵的历史哲学基础,包括它们的研究理念、预设前提和方法结构等。在理想状况下,研究者若想真正实现对于党史知识如何形成、发展和沉淀的再思考与再反思,可能还首先需要了解、重审和批判自身的历史哲学基础甚至先入之见。就此而言,学术史研究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党史研究从研究历史自身到研究历史学者如何看待、研究与表述历史的文化转捩,昭显了20世纪后半期分析的历史哲学起而取代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基本史学大势的强大力量,学术史作为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种,“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的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美〕威廉·德雷著,王炜、尚新建译:《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2页。)。显而易见,学术史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性,因为“当我们把注意力从真实的东西转向有关这样的东西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个处于这些具体科学的范围之外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哲学的领域——而哲学也就是关于各种理论、逻辑,以及关于认识论的理论。如果人们全面地看待这个领域,那么,哲学就会把关于知识的逻辑基础的全部理论都包含在内,而这种知识则既涉及人们认识各种事实的过程、确定各种价值观念的过程、确立各种目标的过程,也涉及为万事万物立法的过程”(〔德〕威廉·狄尔泰著,艾彦译:《历史中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正因如此,“哲学的历史,当然是学术史思想史的主要部分”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5页。)。总之,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带有一种将党史问题理论化甚至哲学化的取向,它将是历史和哲学的有效绾结,研究学术史而不重视历史哲学将会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从史学史中排除各种历史哲学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正同从历史哲学中排除各种史学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一样”,“就历史家而论是无法区别其历史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二者在叙述中是浑然一体的……哲学史和史学史也就是重合的”(〔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38、140页。)。

而要做到正确地识别、析理和评议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所承载的历史哲学,假若学术史研究者自身没有良好的史学理论修养,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考虑学术史和史学理论具有实质的同一性,单从学术史研究的具体实现来看,几乎每一步都无法离开研究者自身史学理论积累的介入,比如要想实现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对史学史研究的超越,就需要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历史分期方面作出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努力,因历史分期的细致化及其带来的原创性是支撑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一环,这显然要求研究者具备透视一门学科无数学术化要素之延续性与非连续性特征的理论能力;学术史之各种“问题”、“主题”或“议题”的抽绎都高度仰赖于各种具有分析性的史学概念,类似“历史人文主义”之于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实证主义”“客观主义”之于1983年至1985年的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更新之于80年代中后期的党史研究等均需得到史学理论的高度支撑;学术争鸣史的评析首先就需要研究者很好地透视各种不同学术观点背后的史学理论框架,并且熟悉相关历史问题的基本知识、研究进展和争辩关节;等等。由此可见,学术史研究对于史学理论素养的迫切要求,根源于严格的史学理论对于“学术化”之理念、结构和组织的本质性规约,如果不从持续培育和加强研究者史学理论素养的层面来治理学术史,那么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定位和书写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历史进程。提升研究者自身的史学理论素养,既是继续加强党史研究历史学化的学术前提,又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极而言之,如果考虑到史学理论修养的培育又从根本上受制于哲学思维能力这一事实,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者还必须通过重返人类智慧的大本营——哲学来提升自己的运思与逻辑能力,更需要通过哲学的普遍性功能联通研究者与全体人类的共同命运、国家和社会的自由进步等宏大问题的价值相关性,从而滋养研究者追求真理和坚守学术的理想主义情怀。而长久以来,整个党史学界已经不再重视哲学,也不再冀望哲学对于党史研究的根本规范,甚至拒绝对党史这一特殊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展开哲学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智性和心灵的退化,是对特定人群乃至全体人类之理性能力的盲信,甚至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自负,“如果人们认为研究哲学和普遍性是一种无价值的学问,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其他的学科都是从哲学那里吸收养分,才能为人们服务的。这种短视,我认为是妨碍学问进步的一大障碍”(〔英〕弗朗西斯·培根著,刘运同译:《学术的进展》,第59页。)。因此,学术史的研究者必须期冀自己既是历史从业者又是长于哲学思辨者,并透过学术史的系统评析以彰显哲学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所发挥的貌似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文化魅力。如果学术史研究能从这样的着眼点出发,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历史审视,那么这样的学术史就将持续地表明,哲学是一种扩散到全部生活中的力量,“史学史也将从这种扩大得到好处,因为它将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指导性原则”(〔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41页。)。

总之,只有行进到史学理论体系及其相关联的历史哲学层级,学术史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现,学术史的本质就是史学理论。这种认识将有助于真正实现党史研究学术史的诉求和功能及其概念的最终规范化,从而使党史研究在根本理念和学术结构等全部方面真正融入历史学科的大家庭,继续推进学术化的历史进程。本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虽未能容括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全部理论内容,但研究者若在这几个方向和论题加以实质性努力,便可以借此真正进入一门历史学科的思想与灵魂世界,感知诸多知识分子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心灵之声,切实触及隐藏在这门历史学科背后的伦理性困境及其与不同文明的碰撞。真正的历史研究是一项有意义、有兴味、有品位的事业,这是证明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他们感悟和释放生命能量的重要管道,也是他们对抗不断消逝的自然生命的思想与文化努力。而呈现这些知识分子之学术事业的史学进程,“学术史”的意义与价值便不言而喻,学术史的研究者日夜浸淫于历史学者的学术与思想世界,不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吗?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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