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应对中国抗战面临的复杂形势并为中共七大起草相关文件做准备,共产国际于1939年在莫斯科成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对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抗战、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共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本文通过对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的背景原因、重点研讨内容、工作结果报告等问题的分析探讨,展现了其在对华政策上的主要观点及作用,并对小组的实际工作效果和局限性作出了评析。

1939 年7 月10
日,周恩来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治疗。8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家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 页。)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安接周恩来到兰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47 页。) 8 月27 日,周恩来离开延安,于9
月中旬飞抵莫斯科,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89 页。)1940 年2 月25日,周恩来伤愈离开莫斯科,至3 月26
日平安返回延安,前后在苏联停留了5
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周恩来不仅于住院期间坚持工作,出院后更向共产国际积极沟通,作出详细的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本文试利用近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就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的工作和活动作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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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

一、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对中共抗战的理解和支持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因右臂骨折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在苏前后停留了五个多月时间。虽然时间短暂,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治伤之余,周恩来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理解和支持;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共争取经费援助;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解救党员干部。周恩来怀揣使命,为中国共产党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为了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并为中共七大起草相关文件作准备,共产国际曾经于1939年在莫斯科成立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小组,并试图为中国抗战提供相应的指导方针。对于这一研究小组,目前学术界关注明显不足,仅有个别学者曾对其作过一定的探讨,并将其定义为“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参见曾成贵:《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评析》,《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另外,也有学者对这一小组的工作状况有所涉及,参见徐玉凤:《论1939年共产国际对陕甘宁边区政权的讨论》,《共产国际、联共与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从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的情况来看,关于小组成立的背景原因还缺乏分析梳理;对小组研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报告的内容与成因还有待加强探讨;关于小组工作情况和结果的评价还应进一步充实。本文对此试作分析与评述。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
年末,抗日战争已历时两年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明显和暴露。新形势下,抗战能否持久坚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极为关心的。对于中共来说,也亟需共产国际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多方援助,以推动抗日战争继续进行。

[关键词 ]抗日战争;周恩来;赴苏疗伤;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中图分类号
] A75 [文献标识码 ] A

一、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的背景原因及主要任务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共分为“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后,统一战线的形式及特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参见《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页。)在报告中,周恩来从中共抗战的实际出发,引用最新的数据说明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回应了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1939 年7 月10
日,周恩来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治疗。8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家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 页。)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安接周恩来到兰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47 页。) 8 月27 日,周恩来离开延安,于9
月中旬飞抵莫斯科,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89 页。)1940 年2 月25日,周恩来伤愈离开莫斯科,至3 月26
日平安返回延安,前后在苏联停留了5
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周恩来不仅于住院期间坚持工作,出院后更向共产国际积极沟通,作出详细的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本文试利用近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就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的工作和活动作一梳理。

作为一个在抗战期间专门研究对华政策的机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有着重要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共产国际当时的现实需要。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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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出于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与否关系到中国抗战能否坚持,也直接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共产国际一直担心和疑虑的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还于
1939年夏成立了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集中研究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140页。)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道: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当统一战线转坏,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大。有时因为抗战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2页。)总的来说,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八大特点: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它的强点;第三,是有军队的;第四,是有
15年经验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是不平等的;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的,但抗战期间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长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组织基础;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为此中共一向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等原则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页。)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推动和争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分裂的危险,但还是努力维持着。

一、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对中共抗战的理解和支持

从国际环境看,1938年秋,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德国积极准备扩张,以实现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国奉行绥靖主义政策,与德国签订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导致国际范围内的投降主义论调抬头。此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英、美、法等国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但也准备牺牲部分在华利益而与日本达成妥协。1939年4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积极往返于日、蒋之间,寻求中日议和。1(938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该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这一协定本质上体现了英国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妥协政策。)在此背景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尤其希望中国能够持久抗战,使其能够牵制日本兵力,有利于苏联专注于欧洲的紧张局势。为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为:“协调中国共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苏〕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3页。)。它们轻视中共的实力,将持久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协调国共关系,促使在中国内部建立一个较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
年末,抗日战争已历时两年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明显和暴露。新形势下,抗战能否持久坚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极为关心的。对于中共来说,也亟需共产国际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多方援助,以推动抗日战争继续进行。

从国共两党关系来看,随着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战中的迅猛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频繁制造反共摩擦,国共关系走向紧张,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危机。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动向,中共积极反击,在方针上提出“对反共分子的正当摩擦与有理有利的武装斗争,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必要条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72页。)。对此,共产国际与苏联认为:如国共两党紧张关系任其发展,必将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利于苏联的利益。另外,共产国际和苏联也很早就关注到蒋介石在抗战前存在投降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又对国民党政府积极采取诱降政策,加剧了这一危险。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中共指出:“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中的投降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总之,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的统一战线面临严重挑战,共产国际和苏联需要对中国抗战的复杂形势和面临的问题作出认真的研究和判断。其中,“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探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真正原因”(《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47页。),为当前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提供借鉴,亦成为当务之急。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虽然再度携手合作,但是冲突和摩擦不断。1939年国民党竭力阻止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并对边区实施封锁。同年夏,国共两党部队还在山东、河北等地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恶化了两党关系。周恩来在报告中讲道:蒋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联,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8页。)
为此,中共采取了“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自抗战以来,在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一直遵守三个原则: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承认抗战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页。)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共分为“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后,统一战线的形式及特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参见《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页。)在报告中,周恩来从中共抗战的实际出发,引用最新的数据说明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回应了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从中共党内情况来看,此前领导人之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出现明显的分歧。其中,王明否认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轻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了消除党内分歧,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中央专门派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有关情况。任弼时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表明:“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60页。)此外,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中共党内干部中对从以前实行的“以自卫方式的摩擦对摩擦”转变为“以摩擦防止摩擦”
的方针也有不同看法。(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83、235页。)如何化解党内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并希望与中共方面一起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根据上述原则,共产党对蒋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场上,使之坚持抗战趋向进步;对国民党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使之积极起来,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政府,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

总之,无论是从国际背景、国共关系,还是从中共党内分歧等因素来考量,共产国际与中共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抗战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为抗战的前途提供明确的指导方针。在这些问题中,国共关系是关键问题,其解决离不开中共的努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就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前夕的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建议中共中央将于本月底召集的全体会议,集中讨论和决定转入相持阶段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联盟的问题。”(〔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95页。)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加强国共合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于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便成为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的重要背景。

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311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与否关系到中国抗战能否坚持,也直接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共产国际一直担心和疑虑的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还于
1939年夏成立了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集中研究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140页。)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道: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当统一战线转坏,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大。有时因为抗战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2页。)总的来说,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八大特点: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它的强点;第三,是有军队的;第四,是有
15年经验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是不平等的;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的,但抗战期间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长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组织基础;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为此中共一向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等原则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页。)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推动和争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分裂的危险,但还是努力维持着。

共产国际需要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提供指导性文件

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合作还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根源其实是国民党害怕中共发展壮大,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队发展,企图缩小共产党活动区域或彻底消灭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4—318页。)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党内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切相关。在获悉中共七大筹备召开的情况后,共产国际给予积极关注,其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此尤其关心,多次向延安询问中共七大筹备的有关情况。在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更加希望借助中共七大召开的历史契机,来解决与中国抗战相关的系列问题。

第三,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虽然再度携手合作,但是冲突和摩擦不断。1939年国民党竭力阻止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并对边区实施封锁。同年夏,国共两党部队还在山东、河北等地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恶化了两党关系。周恩来在报告中讲道:蒋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联,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8页。)
为此,中共采取了“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自抗战以来,在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一直遵守三个原则: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承认抗战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页。)

从以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式来看,主要是互派专使了解情况和直接发指示。前者的例子包括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和中共派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情况等;后者的例子则有季米特洛夫于1939年5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战线、中共任务等重要问题的指示等。但是,共产国际也意识到上述两种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汇报虽然促成了当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内部就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共产国际需要加大力度,与中共一起努力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其中,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为中国抗战与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提供指导性文件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共产国际认为:这个机构应该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的抗战、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等重大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也应当是中共七大筹备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在中国抗战形势日趋复杂、国共关系日渐紧张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需要探索指导中共的新方式,以有效应对中国抗战的新情况、新问题。

抗战开始后,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控制的区域都有了显著增加。周恩来报告称,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和日寇占领的区域,主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前几乎达到七倍,据1939年六七月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
498115人。干部发展培养上,中央直接办的党校以及边区机关、短训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党对干部的需求。在党的领导方面更加巩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20—323页。)

根据上述原则,共产党对蒋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场上,使之坚持抗战趋向进步;对国民党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使之积极起来,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政府,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

综上所述,正是在各种背景原因的推动下,1939年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负责人古利亚耶夫提请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批准成立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小组
(这一小组在工作过程中曾出现过中共中央资料研究小组、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中国问题小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等多个名称。),以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抗战时期能采取的唯一一种办法(《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3页。)。小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的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来领导,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各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当时正在苏联的中共高级干部林彪、刘亚楼(
关于这一小组最初成员的名单,可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40—141页。)。另外,任弼时作为咨询专家也参与了小组的工作。关于小组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为:“如何制止投降的危险和加强中国的抗战;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如何加强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国民党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成为事实的最坏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日战争”(《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54、250页。)。

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周恩来报告称:“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
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 6倍。”“新四军去年春集中时,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 8月,

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311页。)

二、研究小组工作过程中所重点研讨的问题

已发展到
3万余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得到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能胜利的重要条件。虽然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发展,但是周恩来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由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23—324、325页。)

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合作还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根源其实是国民党害怕中共发展壮大,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队发展,企图缩小共产党活动区域或彻底消灭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4—318页。)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后,相关研究工作迅速展开。1939年7月5日和8日,研究小组先后召开两次会议,与会成员围绕重点问题详尽地阐述了各自观点。在7月5日召开的会议上,任弼时、林彪都作了观点明确、内容翔实的长篇发言。在7月8日召开的会议上,与会成员首先听取了莫尔德维诺夫的研究报告(其内容由莫尔德维诺夫与奇尔科夫共同准备——笔者注)。之后,根据先前的任务安排,一些小组成员也对各自负责研究的若干重要中国报刊和外国在华报刊作了简评。另外,毛泽民重点就边区问题作了发言。从这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与会者的主要发言内容,也基本反映了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重点研讨的问题。

周恩来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具体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这对亟需了解中国抗战形势的共产国际来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请周恩来赴家宴时,就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页。)

第三,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的抗战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他还将周恩来的报告附后送交斯大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页。)

抗战开始后,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控制的区域都有了显著增加。周恩来报告称,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和日寇占领的区域,主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前几乎达到七倍,据1939年六七月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
498115人。干部发展培养上,中央直接办的党校以及边区机关、短训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党对干部的需求。在党的领导方面更加巩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20—323页。)

关于中国抗战的形势,任弼时指出当前情况比较严峻复杂,主要表现是:其一,“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团结,迫使中国投降,企图尽快地结束战争”,“汪精卫集团更加紧了其叛变活动和媾和运动”;其二,英国在远东的政策导致其可能向日本让步,从而对蒋介石产生影响;其三,“在中国有不少人不相信抗战会取得胜利”,“这些人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们主张立即与日本签订合约”。由于以上三种力量正在把中国推向投降,“我们对中国是否会走向投降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任弼时认为:虽然中国在抗战中存在着走向媾和与投降的危险,“有一些条件可以使中国将自卫战争进行下去,这些条件可以使中国把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基本武装力量还在,并没有消耗殆尽。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还在。“整个中国军队在两年自卫战争期间获得了很多的作战经验和教训。”二是中国虽然失去了不少领土,但仍然拥有广阔而可靠的后方。三是目前全中国范围内还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四是中国人民情绪依旧高昂。“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还是抗日的,并准备同日本人作战。”“中国人民的基本力量还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动员民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55—158页。)

2月至
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指出: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该决议认为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险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针对国共两党关系,该决议建议遵照抗日斗争的需要并以
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中共宣言的声明为出发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在继续抗战中的威望,同所有拥护抗日的人紧密合作,尽全力同国民党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中搞好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也提出: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42、45、47页。)虽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冲突愈来愈严重,此后更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但从总的来说,中共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周恩来报告称:“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
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 6倍。”“新四军去年春集中时,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 8月,

关于中国面临的困难,任弼时表示:其一,“中国的主要困难是在财政问题上”,“关税完全没有了”,“国内的税收也不能全归中国中央政府支配”。其二,武器装备上也有很大的困难,国防工业生产成效不大,武器主要来源于国外。其三,主要海港被日本占领,“由于海路阻断而与外部世界联系困难”。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任弼时认为:目前蒋介石会继续同日本人作战,并无媾和的可能,这主要是因为他还有力量,还能从国外获得援助。同时他强调,“现在我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投降派和媾和运动。我们应该消除各种失败主义情绪,反对投降派,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继续坚决抗日,我们就能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58—160页。)

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应该说,这些决议对于指导中共之后的具体工作,加强抗战有着积极意义。季米特洛夫把决议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参见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
1月 6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已发展到
3万余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得到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能胜利的重要条件。虽然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发展,但是周恩来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由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23—324、325页。)

任弼时在小组会议上关于中国抗战形势的分析,以及关于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抗战的观点,其主要精神与他自抗战爆发以来发表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等重要文章是一脉相承的,也代表了中共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5、371、372、373页。)。

同时,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并请中共如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速告共产国际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2页。)3月
26日,周恩来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4页。)

周恩来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具体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这对亟需了解中国抗战形势的共产国际来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请周恩来赴家宴时,就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页。)

在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如何评估战场发展形势,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林彪作为八路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在小组会议期间对中国战场形势专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战胜敌人。林彪首先指出日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一,“敌人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怕”,而中国广阔的区域、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致使日本感到自己军队力量的不足。其二,敌人战线越长,兵力越分散,困难也会更多。其三,敌人中间存在严重的反战情绪,自杀和逃跑很多。接着,他指出了中国方面存在着有利的因素,尤其是两年来“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胜利信心也增强了”。因此,蒋介石“基本上是主张继续抗战的”,“不会再走汪精卫的道路”。他强调说:“国内外的形势都表明,必须继续抗日战争。但是投降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过,直接的危险暂时还没有”;“我们应该克服投降倾向,主要手段就是顽强地继续抗战”。(《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79—181页。)

二、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他还将周恩来的报告附后送交斯大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页。)

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
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 60万元,发给第四军 13万元,每月缺少
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政策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报告最后请求共产国际给予
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240、242页。)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迄今每月拨给共产党
73万元。这个数字只等于全部军事开支的 1/40,而且现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装备。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6页。)

2月至
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指出: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该决议认为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险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针对国共两党关系,该决议建议遵照抗日斗争的需要并以
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中共宣言的声明为出发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在继续抗战中的威望,同所有拥护抗日的人紧密合作,尽全力同国民党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中搞好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也提出: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42、45、47页。)虽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冲突愈来愈严重,此后更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但从总的来说,中共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之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摩擦。对此,任弼时分析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摩擦”,“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但在同时,他也强调:“需要不让国共合作破裂”,“我们还是应该给自己提出杜绝摩擦,避免摩擦的任务”。任弼时认为导致国共之间摩擦加强的原因有:日本派遣转入汪精卫一类代理人做挑拨工作;英国对日本奉行投降政策;国民党中存在反共的顽固派;下层民众与上层的矛盾反映到国共关系上。另外,他还指出:“我们党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正确的工作方式。一些同志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宗派主义倾向在我们党的队伍中仍然存在。这同样会加强我们与国民党的摩擦。”(《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60—161页。)

鉴于中共在财政方面的困境,积极沟通联络共产国际负责人,为中共争取援助无疑是周恩来在苏期间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共的财政状况。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
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6页。)

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应该说,这些决议对于指导中共之后的具体工作,加强抗战有着积极意义。季米特洛夫把决议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参见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
1月 6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尽管国共之间存在着摩擦的必然性,但任弼时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继续存在,国共合作也能够得到巩固。这一乐观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两点:其一,“中国人都希望巩固国共合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求抗日,因此希望巩固国共合作”。其二,“国民党的基本群众也希望巩固与共产党人的合作”。除了国民党的下层外,其上层也有不少人士主张抗战,保持两党的合作。任弼时认为中共在巩固统一战线方面的任务有三个:一是“消除巩固国共合作事业中的一切困难和障碍”;二是“孤立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三是“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有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任弼时还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共产党应该帮助国民党实行民主化,但不要像国民革命时期那样急着去做。“我们首先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63—166页。)

为此,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
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
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 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
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额为 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
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
210万中国元,合 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月财政赤字为
35.828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8—30页。)中共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周恩来同季米特洛夫的沟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信的开头写道:“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来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现有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他向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
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7页。)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复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
30万美元。(参见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
5期。)这在后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得到确认。1940年
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 14.667万美元以及
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万美元和
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
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
1:4所折算的。但现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目前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
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
8.74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0—81页。) 9月份,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 4.3287万美元和
1.15万英镑。次年 2月 17日,中共又收到
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 3万美元。(此
3万美元是因英镑在中国不流通,中共遂将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万英镑连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镑寄回苏联,请共产国际一并兑换成美元寄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07页。)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
30万美元已经落实。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也电请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求转告青年共产国际希望其提供经费援助。信中称,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因局势紧张,难以为继,需迁至延安,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每月提供
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3页。)

同时,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并请中共如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速告共产国际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2页。)3月
26日,周恩来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4页。)

任弼时在研究小组会议上关于巩固国共合作的发言,主要依据的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也就是既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又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他的发言体现出尊重事实,不回避矛盾的原则,以及客观分析的精神。

除了经费援助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1939年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教学难以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87—288页。)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6页。)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4—87页。)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应该说,上述这些援助的获得,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多方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二、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林彪在发言中指出:“统一战线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越是顽强地抗战,统一战线就会越巩固。”对于国共摩擦问题,林彪赞同任弼时提出的依靠自己努力来巩固统一战线的看法,指出:“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它才有资格与国民党谈统一战线问题”。他认为:我们不能彻底消除国共间的摩擦,“这种摩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的影响在扩大,我们的力量在加强,我们的边区在扩大”。当然,他也主张为了消除国共摩擦中共方面可以采取一些让步措施,但要作具体分析,搞清楚在什么问题上能够让步,在什么问题上不能让步。他还强调说:不管是否会发生摩擦,中共都必须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并为此提出三种可能发展力量的方面:一是在国民党没有兵力布置的地区,中共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这可以避免摩擦;二是不提出很高的要求,在遵守国民党决议的情况下,以保持生存为限,开展自己的活动;三是依靠自己的供给,在军事和其他方面发展自己的力量。(《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83—186页。)

三、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
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 60万元,发给第四军 13万元,每月缺少
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政策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报告最后请求共产国际给予
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240、242页。)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迄今每月拨给共产党
73万元。这个数字只等于全部军事开支的 1/40,而且现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装备。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6页。)

关于建立保留边区、加强八路军和中共党的建设

周恩来到共产国际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一起,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突发事宜,消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某些误会,增进相互理解。

鉴于中共在财政方面的困境,积极沟通联络共产国际负责人,为中共争取援助无疑是周恩来在苏期间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共的财政状况。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
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6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以“妨碍统一”为由,屡次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1938年底,国家社会党代表人物张君劢也附和国民党的看法,在《再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共“自有军队,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
转引自郑大华:《张君劢传》,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4页。,就是变相的“封建割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保留边区就成为研究小组所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任弼时、林彪、毛泽民均鲜明地表达了保留边区的意见。他们认为:边区是中共中央赖以生存的基地,“边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边区取得的成绩体现在:采取民主措施对政治进行了改革;建立了牢固的群众组织;消除了劣绅和旧官吏;取消了不合法的捐税;发展了教育和文化;培养干部并支援了八路军。“它向全中国展示出巨大的政治前景”,“在实现民主化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们认为:边区给群众带来了好处,“尽管可能由于边区的存在而产生摩擦,但同时它也在推动国民党去抗日”。如果取消边区,“我们党中央将无处安身”。“取消边区就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地区,改组边区政府,把分得的土地归还给地主和逐渐丧失所有过去的成果。”“取消边区弊大于利:第一,取消边区并不能根除摩擦,第二,也不能增强团结。”(《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67—169、186、226页。)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 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 12月
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写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7页。) 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接受共

为此,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
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
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 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
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额为 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
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
210万中国元,合 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月财政赤字为
35.828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8—30页。)中共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周恩来同季米特洛夫的沟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信的开头写道:“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来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现有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他向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
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7页。)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复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
30万美元。(参见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
5期。)这在后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得到确认。1940年
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 14.667万美元以及
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万美元和
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
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
1:4所折算的。但现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目前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
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
8.74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0—81页。) 9月份,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 4.3287万美元和
1.15万英镑。次年 2月 17日,中共又收到
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 3万美元。(此
3万美元是因英镑在中国不流通,中共遂将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万英镑连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镑寄回苏联,请共产国际一并兑换成美元寄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07页。)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
30万美元已经落实。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也电请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求转告青年共产国际希望其提供经费援助。信中称,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因局势紧张,难以为继,需迁至延安,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每月提供
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3页。)

在加强八路军的问题上,与会者也进行了讨论。任弼时指出: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扩大数量,而是提高八路军的质量,加强战斗力;并且需要发展和巩固游击队及其基地。任弼时还介绍说:近来八路军已经扩编,原来的三个师实际上已经扩编成三个军;而且八路军与其他国民党部队的关系,要比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好得多。林彪则排除八路军在险恶和困难的情况下向陕北、或者甘肃、青海撤退的可行性,指出其活动的地域辽阔广大,与居民关系良好,这些地区有一亿多人口,有利于补充兵员。八路军可以与全国的其他部队配合行动,拥有大量的物资和人力,它的种种优势是东北义勇军所不及的。“一句话,八路军能够在华北活动,这就使得它能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同第四军建立协同作战关系。”即使得不到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支援,“它还会留在这些地区并向南发展”。(《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72—173、175、187—188页。)

产国际和联共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就像后来毛泽东文中所写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页。)。

除了经费援助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1939年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教学难以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87—288页。)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6页。)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4—87页。)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应该说,上述这些援助的获得,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多方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在党的建设方面,与会者同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任弼时指出:党的发展很重要,要加强新党员的吸收,改善党的社会成分,要注重发展工人、雇农和贫农以及先进知识分子,把吸收党员与教育党员工作结合起来,两者不可偏废。在会议报告中,毛泽民则向小组提供了除陕西边区、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外,中共在各地区如上海、湖南、江西原苏区、原闽粤边区、武汉、四川、陕南、贵州、广西的中共党员人数、党组织发展与力量分布的详细情况。(《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74、230—232页。)

但是中共迟迟未将贺信寄到。于是,周恩来和任弼时于 12月
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
60周年,请寄贺电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9页。)后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文章《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融洽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有着积极作用。

三、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

三、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与其成因探析

1939年
9月,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传,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陕北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独立性等敏感性话题。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斯诺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谈话“具有挑衅性”,并询问毛泽东是否对斯诺谈了“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等内容。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容易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1页。)

周恩来到共产国际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一起,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突发事宜,消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某些误会,增进相互理解。

小组工作结果报告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就此事件与莫尔德维诺夫(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同时,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告之毛泽东向斯诺发表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2页。)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复季米特洛夫:斯诺发表的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5页。)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 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 12月
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写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7页。) 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接受共

尽管听取了任弼时、林彪和毛泽民的发言,也在一定程度上获悉了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共的战略、策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莫尔德维诺夫仍然表现出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的长篇发言中,他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任弼时、林彪、毛泽民等人提出的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策略,以及他们强调的保留边区的主张提出了种种质疑和异议。1939年8月19日,他又起草了给季米特洛夫的关于研究小组工作结果的书面报告,报告的精神与他在7月8日小组会上发言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

斯诺同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态度和宣传自己的重要窗口。与此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为仇视。因此,共产国际担心斯诺的言论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和分裂的借口,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及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顾问等进行了沟通解释,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能否维护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忧虑。

产国际和联共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就像后来毛泽东文中所写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页。)。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在报告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视作虚幻的模式,认为“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国民党和国家领袖蒋介石的独裁所体现的国民党专政”。他认为目前报刊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游击战和边区政府业绩的报道,过分地鼓吹了中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且相反,会削弱中国抗战的力量。”“只要国民党还站在抗战的立场上,中共就应该根据对中国内外形势的评估,坚决改进自己的工作,消除与国民党的摩擦和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61—272页。)

周恩来还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40页。)
,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页。)同时,周恩来提请共产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页。)

但是中共迟迟未将贺信寄到。于是,周恩来和任弼时于 12月
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
60周年,请寄贺电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9页。)后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文章《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融洽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有着积极作用。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在报告中认为:“这个地区的政府并没有被批准,其存在是不合法的。”中国报刊和国民党对边区的攻击,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少,《新华日报》所引用的旨在为特区的存在作辩护的理由,是缺少说服力的。”边区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只是中共中央的安全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消除陕甘宁边区现存双重政权的不正常局面,对它们进行改组,使它们的存在不违背国家现有法律。”(《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67—272页。)

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处理,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它曾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产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

1939年
9月,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传,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陕北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独立性等敏感性话题。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斯诺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谈话“具有挑衅性”,并询问毛泽东是否对斯诺谈了“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等内容。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容易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1页。)

莫尔德维诺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上述建议最后并未被共产国际执委会采纳。这反映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已经明显落后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观点。早在1939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取了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后,就已经在决议中肯定地指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还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参加这一战线的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其他抗日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目的。”(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97页。)但是,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级干部,莫尔德维诺夫的观点在共产国际内部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表明,在共产国际内确实还有一些人对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

主权有重要作用。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产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互相交换意见,积极沟通。(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62页。)例如,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道: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8、179页。)当时国际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很深,甚至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11页。)

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就此事件与莫尔德维诺夫(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同时,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告之毛泽东向斯诺发表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2页。)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复季米特洛夫:斯诺发表的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5页。)

莫尔德维诺夫的报告在多个方面的分析与认识均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忽视中共自身的独立性、要求其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对此,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有清晰的认识。但是,仅仅指出其错误的方面显然并不能代表报告的全貌。实际上,在这一报告的内容中,亦包含着一些正确积极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四、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帮助党员干部

斯诺同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态度和宣传自己的重要窗口。与此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为仇视。因此,共产国际担心斯诺的言论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和分裂的借口,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及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顾问等进行了沟通解释,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能否维护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忧虑。

第一,关于资助中共以加强其自身建设。莫尔德维诺夫在报告中提出:共产国际应“给予中共以相当大的资金支持,用于改进中共党的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72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看法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是一致的。在此之后的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致斯大林的信中也同样提出了向中共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的建议,其数额达到35万美元。(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7页。)据此推断,莫尔德维诺夫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季米特洛夫。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之余,周恩来还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周恩来还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40页。)
,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页。)同时,周恩来提请共产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页。)

第二,关于动员世界各国力量支援中国抗战。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破坏,莫尔德维诺夫在报告中强调:“必须在欧洲、美洲和东方各国组织广泛的声援和帮助中国的运动;在装卸日本物资的所有港口组织抵制日货的运动;组织码头工人罢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72页。)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还致信季米特洛夫,请将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32页。)

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处理,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它曾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产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

第三,关于在国民党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日战争。这一预设问题是小组在成立后就提出的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莫尔德维诺夫在报告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号召中国人民、中国军队和一切忠诚的爱国者及国民党群众在各处继续同日本人展开游击战。同日本人作斗争的基础不应该缩小。党应该提出一个主要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和新四军应该全力开展斗争,把中国军队和广大民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党应该在日本人和傀儡政府所建立的各种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中国傀儡军队和倾向投降派的国民党组织中加强自己的工作”。(《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74页。)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这所儿童院是
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群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主权有重要作用。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产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互相交换意见,积极沟通。(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62页。)例如,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道: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8、179页。)当时国际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很深,甚至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11页。)

除了正确的和错误的建议外,报告中还存在正确的方面和错误的方面相互交织的建议。其中,在加强八路军的问题上,莫尔德维诺夫一方面承认八路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实际力量,认为“它和新四军一起增强了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力量”,并提出“必须找到加强和完全武装八路军的途径”,争取将八路军武装到100%,而不是目前的35%,以及“必须尽快找到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可能性。还必须帮助八路军有效地组织弹药生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八路军“应该成为中央政府军中的一支军队,并得到蒋介石的全面支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73—274页。)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头区南头村)人,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他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决定带他一起回国。(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四、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帮助党员干部

小组工作结果报告的形成原因探析

综如上述,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虽为治疗臂伤,但他却时刻惦记着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周恩来传》上,第
567页。)
因此,周恩来虽然在苏停留时间短暂又紧张,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及抗战决心,为中国人民抗战和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支持援助;广泛沟通,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建立良好的关系,架设沟通的桥梁;关怀在苏工作和学习人员,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总之,周恩来在苏期间多方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之余,周恩来还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工作报告主要观点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反映出以莫尔德维诺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高层在对华政策问题的把握上,受到共产国际指导思想影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的偏差(为了消除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误解与认识偏差,1939年12月,已经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所作的报告中,就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作了解释。他指出:“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共同纲领,也没有各党的联合组织……然而事实上,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含的范围和内容又及其广泛。在抗日战线上,中国各阶级的分子都参加了……统一战线总是存在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03页。),以及苏联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报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建议,包括:应号召世界上最广泛的国家民族声讨与支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对中共提供经费上的大量援助,以改进党的工作;应调动国际因素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些建议充分体现出共产国际与中共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信仰追求,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基本的认同。实际上,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当中共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困境和问题时,共产国际对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共产国际奉行的支持各国革命运动的一贯宗旨。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JD1486)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还致信季米特洛夫,请将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32页。)

但是,该报告中也确实存在着忽视中共力量发展和独立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严重地背离了中国的实际,属于明显的错误。究其原因,共产国际优先考虑和维护苏联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苏联希望借助中国战场,尤其是国民党的力量来长期抗战,拖住日本,使其无法腾出手来和德国法西斯一起进攻苏联,以缓解苏联腹背受敌的现实困境。因此,共产国际领导人及其高层希望:“由于苏联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苏〕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7页。)基于这种考虑,报告提出:“当蒋介石继续抗战时,共产党人就应该千方百计加强他们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的影响”。“即便蒋介石……继续实行限制共产党人活动、影响和积极性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蒋介石到底。”(《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71页。)因此,从根本上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苏联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优先考虑,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共力量的忽视,是形成研究小组工作报告中的错误观点的基础性原因。

﹝作者刘小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江西南昌 330009﹞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这所儿童院是
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群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四、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工作情况和结果的评析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头区南头村)人,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他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决定带他一起回国。(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成立初衷是为中国抗战面临的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等重要问题提供指导性的意见。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尽管研究小组的工作表现出一定的价值,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指导意见,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综如上述,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虽为治疗臂伤,但他却时刻惦记着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周恩来传》上,第
567页。)
因此,周恩来虽然在苏停留时间短暂又紧张,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及抗战决心,为中国人民抗战和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支持援助;广泛沟通,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建立良好的关系,架设沟通的桥梁;关怀在苏工作和学习人员,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总之,周恩来在苏期间多方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工作的价值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JD1486)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本身就是共产国际关心和关注中国抗战的产物。在中国抗战进入复杂的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摩擦日趋激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共产国际专门成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来研究中国抗战所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充分体现出其对中国事务的热切关心与关注。共产国际领导人专门指导研究小组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的抗战、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等关键问题上,表明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这一时期中国抗战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判断和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研究小组在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包括号召世界人民声讨日本法西斯、同情支援中国抗战、给予中国和中共各种实际性援助等在内的一些正确建议,对于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问题,有效帮助中国抗战和中共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刘小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江西南昌 330009﹞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小组工作的过程中,任弼时、林彪和毛泽民等人关于中国抗战各个具体问题的分析,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看法。(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报告。6月13日,他作了结论。在报告和结论中,他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认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危险,但是,即便出现这种最恶劣的情况,中国还会抗战,这是中国革命长期性和曲折性所决定的。他还提出:要以自卫原则对付摩擦,统一为主,摩而不裂;要保卫边区;要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而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共产党还要坚持民族抗战与国共合作,坚持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226页。)

任弼时等人所提出的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策略、关于保留边区的建议、关于加强八路军和中共党的建设的主张,对于共产国际正确了解和判断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正确看待国共摩擦、正确认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对研究小组工作报告中某些内容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例如,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莫尔德维诺夫在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中虽然依旧固执己见,但也坦诚地表示:任弼时、林彪和毛泽民在发言中所引用关于保留边区的理由是最有分量的,即“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68页。)。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工作存在的局限性

自抗战开始以来,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共及中国革命就存在着种种误解和偏见。其表现有多个方面,在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上,就是忽视中共力量的发展和独立性。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莫尔德维诺夫的观点在其中便颇具代表性。从他在7月8日小组会上的长篇发言和最后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中,就可以看出,他提出的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他片面地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忽视中共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独立性,因而他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中国抗战相关的指导意见,多与中国实际相背离,且缺乏可操作性。尽管他提交的报告在一些方面也吸收了任弼时、林彪、毛泽民等中共人员的观点,但报告在整体上还是把中国坚持抗战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国民党蒋介石,并要求中共以退让换取国共合作。无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后来是如何看待这份报告的,他们的真实观点又是什么,此类报告的出台至少说明共产国际内部当时在中国抗战和中共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因此,从研究小组工作结果报告的内容来看,小组的整体工作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提出了明显错误的指导意见,但这些意见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更遑论进一步在中国付诸实施。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指导各国革命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各国共产党也获得了更多的独立自主开展活动的机会和空间。因而,共产国际在向各国提出指导性意见的问题上显得比较慎重,即便是获得通过的一些指导性意见,对于各国革命的影响也有所下降。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自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共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对于中共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对于中国革命的这种发展结果,共产国际后来也表示接受。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接见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表示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你们应该转告中国共产党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关注》,新华社,2001年7月5日。

在这种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中共自身的立场和态度也对共产国际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面对共产国际部分领导人,以及王明等人忽视中共在抗战中的独立性的观点,毛泽东等人一再提出这种认识不符合实际,应当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还为此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来批驳这种观点。中共还不时派出人员,专门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直接汇报关于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1939年底,周恩来在到达莫斯科后,专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内容包括中日战争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共七大及其准备工作(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02—341页。)。之后,周恩来等人还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共中央关于七大基本政治方针的文件,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准备从自己方面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但它认为,不能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战斗力,从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和因而违背其根本利益的条件。”
(《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47页。)周恩来关于中国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和中共发展情况的全面汇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七大方针的文件,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的相关态度。1940年3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明确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40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工作报告进一步落伍于形势,其主要观点与建议最后未能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毛泽东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总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是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为应对中国抗战复杂形势而专门成立的一个机构,由于其长期不为人所知,关于其成立的背景原因、工作过程和成效等问题,仍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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