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爆发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远东局势日益紧张,英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对中国实行了包含禁运在内的贸易管制政策。贸易管制政策既影响了英国的经济,也损害了香港与远东英联邦国家的利益。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为英国扩大对华贸易、摆脱经济困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利用以私人名义参会的英国民间代表团,英国政府成功开辟了对华贸易的民间渠道,从而为后来英国调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尤其是废除“中国差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内容摘要: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不但在战场上争个你死我活,而且在经济、外交等其它方面也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其中,经济领域算是一个要点。

〔关键词〕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英中贸易;贸易管制 ;对华贸易禁运

关键词: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3月3日,杜鲁门批准了NSC34/2号文件,此文件基本精神是说国民党政权马上就要完蛋,美国的措施就是停止援助蒋政权,并与之拉开距离。不久又推出NSC41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在1949年年终前,一直是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从文件的内容上看,是有一定的现实成份和非敌视倾向的。比如它允许在“必不可少的安全体制下”,新中国可以与曰本和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还具体规定除直接军品外,对苏联、东欧地区禁止出口的“非军用物资”可以向中国出口;某些对美国安全“有重大关系”,而中国经济又非需要不可的战略物资,如某些重要工业、交通和通讯装备,只要中国保证不向苏联及卫星国转售,也可向中国出口。至于私商对华贸易及通常情况下的中国大宗非战略商品贸易,文件规定,应“只受最低程度的管制”。

中英贸易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迅速占领中国市场,至20世纪初对华投资与贸易规模始终位居在华列强之首。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严重影响了英国经济,而且使其在中国的传统贸易优势最终丧失。新中国成立后,如何重新占据中国市场,尽快恢复与扩大对华贸易,进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在华经济利益,成为英国对华外交的重要考虑之一。然而,在全球冷战的两极格局下,英国不得不追随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限制出口等贸易管制措施(本文中“对华贸易管制”中的“管制”一词主要包含禁运和限制数量两层意思,其中禁运是管制的核心。对于英国政府明确规定不允许向中国出口的物资如军事武器等,则称为对华禁运;对于其他未明确表明是禁运还是限制数量的物资,则统称为对华贸易管制。)。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严重影响了英中贸易,并损害了英国与香港以及远东英联邦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英国政府试图在不破坏英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展对华贸易以突破对华贸易管制的不利影响,而以恢复东西方贸易为宗旨的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通过此次会议,英国代表团开辟了对华贸易的民间渠道,为对华贸易的持续扩大乃至英国最终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简介:

美国出台这对文件的意思就是觉得当时中国有铁托主义的倾向,想要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促成中苏分裂,同时在战略上可造成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还有一点,可以使曰本恢复经济得到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来源及保证中国继续供给美国原料,并不是对华友好。其实41号文件对华贸易方面也做了很多的限制,基本上还不能说是一个友好的政策。

长期以来,关于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有所涉及。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关注东西方贸易管制背景下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召开及其意义,国内学者主要从中国的角度考察这一会议对中国打破封锁禁运的重要意义,而关于此次会议对英中贸易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则缺乏专门论述。本文主要运用英国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简称FO)、内阁文件(The Cabinet
Papers,简称CAB)、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简称USDDO)、珍稀原始典藏档案(Archives
Unbound)以及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和当事人回忆录等相关资料,从英国自身对华贸易政策的视角,探讨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英中贸易的扩大以及英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之间的联系。

  内容提要: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中日贸易问题上继续沿用前届美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帮助日本迅速摆脱经济困境以顺利实施美国亚洲冷战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对中日贸易采取一种模糊性态度,没有坚决执行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然而,在1957年春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重新强化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严重阻碍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更使亟待振兴经济的日本付出较大代价。  关
键 词:冷战 艾森豪威尔政府 中日贸易
贸易禁运  作者简介:邓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杜宇荣,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项目助理。

当时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经济恢复时期,而NSC41文件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41号文件颁后的1949年7月-1950年6月,中日贸易额约达4000万美元。中美贸易在1949年,美对华出口约为0.83亿美元,进口额约为1.064亿美元,总值近2亿美元。因此,开国初期,美国依然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一、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前的英国对华贸易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推行僵硬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严格管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并且还要求其他西方国家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对华贸易关系的展开①。在其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仍继续坚持该政策。然而,为了扶植日本经济、继而使日本成为美国亚洲冷战战略中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艾森豪威尔政府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来看待与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休戚相关的中日贸易问题。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对中日贸易的限制呈现出一种由紧到松,再由松到紧的“马鞍形”态势:第一阶段,1953年初至1954年下半年,在甚嚣尘上的反共浪潮中奉行严格的禁运政策,只是偶尔作局部微调,且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严格限制对华贸易;第二阶段,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春季,当日本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时,开始对中日贸易采取十分模糊的态度,对于如何严格执行美国对中日贸易的管制政策则举棋不定,因而对中日贸易关系的进展表现得不太敏感;第三阶段,1957年春季,根据国际局势变动而导致的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又复归到早期状态。正是由于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的这种“马鞍形”态势,才使得日本和中国间的双边贸易在第一、第三阶段进展缓慢、甚至是止步不前,而在第二阶段却取得了较大进展。本文拟就上述三个阶段表现出的特征为线索展开讨论,重点考察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演变轨迹以及美日中三国在此过程中的复杂博弈,以揭示美国冷战战略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影响。②  一  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初入主白宫后,沿用了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对华严格的贸易禁运政策③。根据1953年4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148号文件,遏制中国是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亚洲冷战战略的既定目标④。相应地,中日贸易成为美国远东政策限制的对象。这与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政策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新政府的考虑更周全、更复杂。事实上,就在美国政府准备出台NSC148号文件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讨论如何制定美国对日本的新经济政策。  1953年4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就了NSC125/5号文件,其中专门对中日贸易作了详细规定。它的主旨思想就是避免日本依赖中国的市场和资源,排斥中日贸易在日本经济复兴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文件首先夸大中日贸易发展所存在的阻力,指出这种贸易关系要想恢复到以前状况所存在的困难,“二战前,日本对中国大陆(包括满洲)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大约18%,从那儿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量的约25%。即使放松日本的战略贸易管制,这么大的贸易量能否得以恢复的确是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战前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另外还因为只有把战略物资纳入中日贸易,共产党中国才会允许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不过,文件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中日贸易关系对日本经济复兴的作用,“假如解除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限制,那么在两到三年内,日中双方的贸易总额很可能会发展至4至6亿美元……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作为天然资源的供应地,而且是日本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⑤正是由于看到这一点,华盛顿决策层非常担心,“日本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发展将通过给共产党中国提供战争资源,威胁美国战略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并且还将通过在市场和天然资源供应地方面依赖共产党中国,使日本在共产党压力面前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因此,为了防止日本因发展对华贸易而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文件主张,“日本必须无限期地从美元区进口大量的资源,如大米、小麦、棉花和石油”,同时保持日本对自由世界、而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经济依赖。⑥  当然,NSC125/5号文件还提出,“为了使日本不再在天然资源和市场方面依赖中国大陆,同时也为了给日本的经济成长提供一些机会”,日本应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以下几方面付出努力:第一,开发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从这些地区获得必需的食品和天然资源,以取代从美元区的进口,同时日本也能在这些地方为它的工业制成品找到不断扩大的市场;第二,逐渐进入美国及美元区其他国家的市场,包括由美国在关税和《买美国货法案》(Buy
American
Act)⑦上采取必要的和适当的行动,帮助日本实现此目标;第三,日本尽快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全面撤除自由世界对日本产品设立的贸易障碍⑧。  从NSC125/5号文件的相关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实施严格限制的政策。此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于1953年6月29日制定了NSC125/6号文件。它只是对NSC125/5号文件作了少量的修改。关于中日贸易问题,该文件重点强调了NSC125/5号文件中规定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为了防止日本依赖对华贸易而故意贬低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文件认为,“从长远看,日本的经济活力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这种活力将非常难以实现。日本和共产党中国之间不受限制的贸易根本就解决不了日本的经济问题。尽管日本也许会从对华贸易中获得许多利益,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些收益将不会大到足以使日本不再需要来自美国的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援助”。⑨在中日贸易问题上NSC125/6号文件与NSC125/5号文件的一脉相承,表明美国严格限制中日贸易的目标没有改变。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严格管制政策,并不能阻遏日本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发展中日贸易的强烈愿望。这种情况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因为,第一,美军“特需”订货支撑下的日本经济随着朝鲜战事的平息亦开始衰退,日本产业界急需庞大的海外市场,而由于历史、地理的缘故,中国是最理想的贸易伙伴;第二,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特需”的恩惠并没有及于日本的中小企业,它们的经营业主一如既往地在寻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机会⑩。于是,日本国内出现了积极推动中日贸易发展的景象。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一签订,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于7月29日和30日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提出“政府应从速采取妥善的措施促进中日贸易,在当前,至少应将阻碍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限制放宽到西欧水平,并放宽旨在相互通商的出国限制”(11)。随后,由日本各党派和工商业界代表组成的规模庞大的通商视察团于9月下旬开始访问中国。  在日本通商视察团访华期间,中国方面积极响应日方的友好行动,尽一切努力为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9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专门谈到了中日贸易关系。他指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所谓‘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12)周恩来对中日贸易重要性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致力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关于中日贸易的精辟见解无疑令日方人士感到振奋。日本通商视察团经与中方协商,准备同中方签订新的贸易协定。10月29日,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缔结。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同意互设常驻对方的贸易代表机构。  对此,美国方面感到十分不满。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认为,中国常驻日本贸易机构的设立使得中日关系超越了贸易范畴而具有外交上的含义,政治后果严重。为了安抚美国人,日本外务省向美使馆官员承诺,它将不允许日本通商视察团在促进贸易的借口下将中国官员带入日本;贸易条约只是个民间协定,无论如何不表明日本政府对中国贸易代表的官方立场。(13)此外,鉴于在贸易协定规定的货物交换清单上甲类商品中仍然包含被禁运的战略物资,美日两国决定于10月30日在有关战后经济援助的联合声明中特意加上一句:“对中共贸易方面货物单的放宽应通过外交机构进行”(14)。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日本民间势力签署的缓和对华禁运的协定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尽管日本官方在美国人的压力下对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实施设置种种障碍,但是从日本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在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缔结后,吉田政府还是明确表示欢迎。事实上,吉田茂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充满了很大期待。1954年,他曾在多个国际场合发表言论,主张利用对华贸易离间中苏关系。比如,他在意大利说,中国人和苏联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区别,对西方来说离间二者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进一步解释:“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不会甘愿忍受外国人的控制。中国人都有一种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有强烈的排外情绪。从中国人的性格分析,我认为他们是蔑视苏联人的。”(15)基于这种想法,当有人问吉田“是否有关于中苏离间的具体方法”时,他说:“无论从一般常识还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看,谁都不能说中国人跟‘算盘’合不来。中共不会不考虑如何获得在海外生活的一千万华侨的支持,他们也不会忘掉通过贸易获得实利的道理。然而,英美在对华政策上意见不一致。美国对中共实行遏制政策,而英国则承认了中共并与之进行贸易往来。我国则不能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任何政策合作。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经济利益吸引中共,促进他们开放”。(16)吉田之所以抛出中苏离间论,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发展对华贸易而营造有利的环境。对吉田茂来说,中苏离间并不像他公开说的那样是“目的”,正相反它只是“手段”而已,对华贸易才是“目的”(17)。  虽然日本政府继续追随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并严重影响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但是,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还是实施了一部分。到1954年年底协定期满时,中日贸易实际成交额达到协定规定额的38.8%,其中中国输出是50.4%,日本输出是27.7%(18)。显然,与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5%)(19)相比,这次有较大进展。只是中日之间这种非常有限的贸易往来,对于朝鲜战争停火后日本糟糕的经济状况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当美军在日“特需”订货急剧减少时,日本经济开始持续衰退,继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日本的出口迅速萎缩,国际收支状况旋即恶化。到1953年底,日本的出口额只有1934年至1936年水平的1/3,还不到同年进口额的2/3(20)。其贸易赤字高达12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在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短短的7个月间,便由21.4亿美元下跌至6亿美元(21)。当时日本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NSC125/5和NSC125/6号文件规定的复兴日本经济的措施显然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很快能对日本经济复兴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是使日本重返传统的中国市场。  艾森豪威尔在上任伊始便对中日贸易持同情的看法。在他看来,杜鲁门时期遗留下来的出口管制观已经过时了。考虑到技术的进步和现代战争的性质,他相信战略物资和非战略物资之间的差别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美国对东西方贸易的管制也不再是冷战战略中合理的一环。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而非阻碍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既有利于促进盟国的经济发展,又有可能把苏联的仆从国争取过来。为此,他提醒其内阁高官们注意,贸易就是“掌握在现代外交官手中的最佳武器”。(22)基于这种独特的东西方贸易观,艾森豪威尔就中日贸易的前景得出结论:同中国的贸易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短期内能满足日本人民的需要,并稳定它的经济。他指出,日本在二战中的败降已经使其彻底丧失了原先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市场及天然资源。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美国应允许日本和中国从事一定数额的贸易。(23)  然而,美国总统的这种中日贸易观遭到政府内部反华势力的强烈反对。其中,国务卿杜勒斯表现得最突出。他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恢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日本和中国东北之间的联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应努力支持和鼓励日本发展与菲律宾、马来亚等东南亚诸国的贸易。他还回顾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控制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历史,主张美国从中吸取教训,拓展日本和“其他亚洲自由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便至少能作为中日贸易的“临时替代者”。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担心,如果日本在经济上依赖共产党中国,那么它也许就不会成为西方的一个忠实盟友。在他看来,对中国的这种依赖将为中共提供一个控制日本的可怕的俱乐部。(24)这些内阁官员们其实就是担心中日贸易的发展将会破坏美国对华发动总体经济战的最终效果。既然美国对华贸易禁运的终极目的是使中国经济全面崩溃,从而在政治上瓦解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那么对中日贸易的严格限制便是其必然选择之一。  鉴于反对中日贸易的势力过于强大,再加之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和国会浓烈的反共情绪,艾森豪威尔的中日贸易观很难转化成具体的对外政策并付诸实施。直到日本出现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时,缓和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意见才引起美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二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日本的经济问题。一年前出台的NSC125/5号文件提出,“日本在战后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生活标准的降低,已成为共产主义颠覆的肥沃土壤”(25)。显然,日本出现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会严重影响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实施。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前届政府的战略思维是一致的,即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和一个亲西方、亲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立的日本,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出于此种考虑,必须帮助日本尽快克服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困难。  在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中,发展日本—东南亚关系、特别是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既定方针(26)。但为了帮助日本迅速摆脱经济困境,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详细讨论如何有限度地发展中日贸易关系,只不过,多次讨论均无具体结果。因此,其对中日贸易的态度才表现出模糊性的特征:一方面为复兴日本经济而期待中日贸易关系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为遏制中国而担心依赖中国资源和市场的日本很容易被中国所支配。尤其是对中日贸易期待的特征,在日本经济恶化后开始表现得更强烈、更明显。  1954年8月6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认为除非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否则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能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他提议美国应鼓励日本与其共产党邻居开展一些贸易,并且这将在铁幕后对共产主义造成不利的影响。当然,他说这些贸易都必须得到严密的监视。(27)这次会议虽无果而终,但反映了美国决策层不得不对中日贸易有所重视。此后,鉴于日本严重的国际收支状况,9月初开始的台海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亦没有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强化对中日贸易的管制。由于对日本的经济困境怀有深深的焦虑感,美国最高决策层依然经常探讨有关发展中日贸易可能性的诸问题。  在12月1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如果完全切断盟国与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美国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像日本一样在经济上依赖贸易的国家呢?美国能向它们提供足够的资助来避免其经济崩溃吗?他指出,英国有5200万人口,日本有8500万,这些国家依靠贸易生存。美国已表明无法扩大与它们的贸易。政府每次要求国会降低关税都从国会议员那里招惹出新的提高关税的动议。艾森豪威尔表示担心,如果不允许像日本那样的国家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它们很可能不得不投靠苏联集团。这意味着共产党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将会得到大大增强。(28)显而易见,他借谈论东西方贸易问题间接地涉及中日贸易,对严格管制日本对华贸易也许会带来的政治后果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12月9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28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再一次提出中日贸易问题。他要求与会者讨论,鼓励日本向中国华北和东北出口大量的日用消费品将最终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需要针对这一问题的情报分析。他还说:“考虑到美国当前的政治气氛,美国自己必须维持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接着他反问,“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吗?”杜勒斯等人难以给出令其满意的答案。他敦促杜勒斯尽快就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而不要考虑在鼓励中日贸易的政策中存在的某些风险。对于自己的所为,艾森豪威尔不无得意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使美国人民意识到恢复日本和中国的传统贸易对日本而言是绝对需要的事情,那么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毕竟,贸易在外交官手中是最有用的武器。”(29)  在讨论中日贸易问题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是政府内部积极反对放松日本对华贸易禁运的最活跃的一股势力。它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否定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在1955年年初,国务院提出,日本人“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达到战前水平的任何希望都是一种幻想。对日本来说,把共产党中国作为天然资源的来源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共产党的贸易政策有着政治上的动机,其目的就是要分化自由世界”。它还认为,同共产党中国的越来越多的贸易联系,“可能会对美国和日本、南朝鲜、台湾等盟友间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必将极大地阻碍日本通过赔偿、经济开发计划及拓展贸易来强化同东南亚等地区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30)当然,杜勒斯也曾强调,即使放松或取消当前的管制,日本人也不可能从中日贸易的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憎恨美国人,因为是美国的压力导致了对中日贸易的那些管制。(31)由此看来,艾森豪威尔内阁中最坚决反对中日贸易关系发展的国务卿亦开始考虑,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僵硬的贸易管制政策,那么日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进入1955年,中日贸易仍然是华盛顿决策层讨论的热点问题。4月7日,在第244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我们必须给日本更多的帮助,用以改善它的经济状况。日本消费品和共产党中国货物间一定数额的交易也许会有助于解决日本的问题”。他还指出,除非“日本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是绝对有害的这种看法”完全站得住脚,否则美国不能“继续忽视日本提出的和中共通商的明显要求”。(32)尽管在会后出台的NSC5516/1号文件与NSC125/5、NSC125/6号文件一样,对中日贸易的政策目标基本维持不变,即继续保持日本对华出口的现行管制标准避免日本在必需的食品、天然资源以及出口市场方面依赖中国等共产党地区(33)。然而,艾森豪威尔内阁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在此方面,国务卿杜勒斯的表现最耐人寻味。  杜勒斯认为,苏联集团国家是通过发动经济攻势拉拢日本,使其远离西方阵营,最终通过缔结经贸协定而赢得日本。同时,由于担心日本社会内部日益出现的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压力,以及中立主义势力的崛起,他赞同美国不能使日本人在中日贸易中长期地维持现存的贸易管制标准。(34)一方面,杜勒斯在1955年8月底同日本外相重光葵会谈时表示,美国不打算放宽对华贸易管制的标准,因为考虑到“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贫穷,不会有太多的物资用于出口,尤其是共产党人不愿意牺牲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和日本交换”,所以即使缓和对华管制,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上的重大收益(35)。这反映出杜勒斯为防止日本依赖对华贸易而故意贬低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在1956年3月下旬同日本首相鸠山会谈时,承认中日贸易还是很重要的。他说已注意到日本和中国大陆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使日本获得了它想要的货物。他还认为,这种贸易对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同意经常检视美国对华出口禁运商品清单,从而希望能够帮助美国的朋友——日本。不过,他不准备让中国获得能使其实力取得更大增长的物资。(36)这说明,杜勒斯对中日贸易也抱有某种期待,而且没有让美国驻日外交机构强行干涉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  此外,在1955年12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商务部长威克斯说:“假如放松贸易管制,日本将会对同中国的贸易兴奋不已”。杜勒斯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补充道:“美国应主要关注日本对(贸易管制)问题的反应。”(37)这显然表明国务卿看到了对华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甚至美国驻日大使约翰·艾利逊也非常看好中日贸易的发展前景。据他预测,如果强加于日本的对华贸易管制水平下降至对苏联的管制程度,那么中日贸易额每年将增长大约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将超过除了巴基斯坦外日本在1952年和任何一个国家间的贸易数额。(38)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应当允许日本发展对华贸易。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82次会议上提出,既然中日贸易互补性的特点十分显著,那么这两个国家也许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会使其贸易计划实行得很好。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许可日本人努力增加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量”。(39)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尤其是,这种态度中表现比较明显的对中日贸易的期待,固然出自于其对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局势不稳的担心,但同时与国内不少利益集团要求缓和对中日贸易管制的活动休戚相关。事实上,中日贸易问题涉及日美贸易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内不少利益集团的经济收益。如果严格管制中日贸易,势必使日本廉价工业品的出口方向主要对准美国市场。一旦大量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许多产业部门都要受到冲击,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在1955年已经发生过。当时价格低廉的日本棉制品全部集中出口到美国,出口记录比1954年激增近3倍,使美国棉纺业界的损失惨重。(40)所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许多利益集团推动政府放松对中日贸易的管制,以便把日本产品引向庞大的中国市场。在这方面,美国南方的纺织业集团表现得最积极。他们的努力使得一大批参议员开始公开赞成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Walter
George)认为美国对其盟国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限制得太多。他在1955年6月11日呼吁应大规模地扩大日本和中国间的贸易。(41)  毋庸置疑,美国国会对中日贸易态度的变化助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态度。客观地说,这种态度的确为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美国对中日间频繁的贸易接触表现得不怎么敏感,要求日本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压力随之变小。1955年3月29日,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访日。经过一系列谈判,中日双方于5月4日在东京缔结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对于日方在协定最关键的甲类物资清单上开列的都是遭到禁运的商品,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认为协定规定的该项内容不可能得以充分的实施,所以他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异议。不过,让他最烦恼的是协定所具有的政治含义。(42)因为协定第十条明确规定:双方“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中国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东京设置,日本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北京设置;双方的商务代表机构及代表机构的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双方并同意努力促其尽早实现”。(43)  美国国务院担心,通过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日本政府最终会在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鉴于现存东西方多边贸易管制协议并没有专门禁止外国商务代表的进驻,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作出结论:美国不能在法律上迫使东京放弃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第十条。他指示艾利逊,在“友好忠告的层次”上向日本政府传递华盛顿不赞成该条款的信息。直到1957年春季,在中日双方打算讨论缔结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际,美国方面也没有积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取消该条款。(44)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日双方的不懈努力,使得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良好。在协定执行的第一年,完成了协定规定的输出入总额的67.2%,中国输出是92.45%,日本输出是42.4%;该协定延长一年后,完成了77.67%,中国输出是72.92%,日本输出是82.43%(45)。在此期间,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出现战后以来最顺利的局面(46)。就此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无疑是对美国自杜鲁门时期就精心设计的对华经济遏制包围战略的一种讽刺。  三  1956年末东欧爆发波匈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对华政策亦从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的稍有松动转变为重新趋于强硬。接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酝酿如何继续维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1957年3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题为《美国经济防卫政策》的NSC5704/1号文件。其设定的总体目标是“防止中苏集团战争潜力的发展,并破坏该集团内部的团结”。为此,美国“应当支持自由世界目前在贸易管制领域中的共同协定”,“应当避免,且尽力使其他友好国家也避免过分依赖作为市场或原料供应地的中苏集团;鼓励自由世界的国家抵制中苏集团的经济渗透”。针对中国,该文件专门强调,“保持目前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单方面的进出口和金融管制水平”,“尽力维持对共产党中国有效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比对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要更严格”。此外,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对华禁运的物品数目。(47)  NSC5704/1号文件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即为了贯彻遏制战略,严格保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禁运,防止他们利用贸易往来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当然,文件中“自由世界的国家”包括日本,并且它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所以,对中日贸易的政策自然按照文件规定的内容执行。实际上,文件还表明,美国此时已复归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对中日贸易的态度,避免日本依赖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严格限制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随之消失殆尽。此后,东亚局势的变化使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保持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  1957年春季,美国不断表现出对华强硬的态势。5月,美军公然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增强了国民党当局的防卫和进攻能力,致使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的气焰一度十分嚣张。此外,从4月初至6月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除在一系列公开场合散播反华言论外,还表示要把美国的军事防御范围由台湾本岛扩大到金门、马祖等靠近中国大陆的沿海岛屿,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尤其是在美国人的怂恿下,国民党军队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不断增加兵力。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不得不适当调整对美政策,从争取和平协商到加强对美斗争,对美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计划大规模炮击金门的重大举措(48)。于是,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在海峡两岸紧张对立的气氛下,美国依据NSC5704/1号文件,继续严格执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同时要求巴统各成员国维持“中国差别”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别要求日本在巴统中国委员会配合它继续实施“中国差别”政策,并支持它反对其他成员国废除“中国差别”的行动。(49)因为1955年底以英国、法国为首的巴统成员国呼吁取消“中国差别”,到1957年春季,该呼声越来越高涨,英国率先行动,废除“中国差别”,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水平,继而巴统其他成员国也效仿行事,(50)但日本一直十分谨慎地保持着与英国人的距离,首相岸信介不仅称英国单方面的行动令人遗憾,而且向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保证,“日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采取像英国那样的过激措施”(51)。其实,日本人表面上支持美国的行为并不代表其真实的想法。在岸信介领导下的日本新一届政府对此事的考虑相当复杂。  一方面,岸信介把亲美外交政策、服从美国冷战战略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52),把同中日贸易有关的经济利益置于第二位,所以他不会为了发展中日贸易而惹美国人不高兴;另一方面,英国等西欧国家通过抛弃“中国差别”,要把日本从中国大陆市场排挤出去,这一危险的前景使岸信介内阁在国内面临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包括来自社会党人、保守党人、商贸界、产业界和劳工界的各行各业(all
walks of
life)的压力(53)。岸信介认为,日本公共舆论和商贸界对英国人的单独行动表示“强烈同情和支持”,这让日本政府很难无限期地维持“中国差别”,所以希望美国人同意日本也废除“中国差别”,以便帮助他缓解在国内遭遇的政治压力(54)。此外,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内防止团结一致的社会党人的攻击。为了阻止日本社会党在对华贸易及其他有关中国问题上攻击自民党——这是日本所有亲美政治家的软肋,岸信介需要华盛顿赞同日本取消“中国差别”,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55)出于这些考虑,同时为了给1958年上半年的大选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环境,岸信介决定访问美国,力争美国人许可日本废除“中国差别”。  1957年6月19日至21日,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等人抵达华盛顿,对美国开始正式访问。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岸信介专门提出中日贸易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日本和中国有着地理和历史上的关系”,加之“日本的人口问题”,使得“日本人民渴望发展对华贸易”。这句话实际已经向美国总统表明,在对华贸易一事上,他在国内面临来自“日本人民”的压力。同时,他进一步明确提出,鉴于“英国已废除中国差别”,并且“巴统中国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正追随英国的领导,废止该差别”,那么“日本也支持这种措施”。(56)  岸信介的意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总统的共鸣。此时艾森豪威尔对中日贸易的看法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在日本经济处于极糟糕的境地时,他对缓慢发展的中日贸易持十分同情的态度,可是现在,随着日本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57),他则强调东南亚在日本经济复兴中的作用,鼓励日本同该地区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而不赞成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艾森豪威尔先对岸信介指出中日贸易对日本益处不大:“尽管我们完全理解日本需要和红色中国通商,但红色中国仅有有限的外汇和支付出口的能力,取消中国差别将只会导致在对华贸易中出现交易物资种类的变化,而不会有数量的变动。共产党中国将会用其有限的资金去购买更多的军事物资,日本的总体收益不会增加。”他强调:“我们的资金不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支持对东南亚经济援助的任何一个计划,因为它们都是既现实又切实可行的。”言外之意,日本只有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往来,才可能获得美国的资金。不过,美国总统也不想让日本首相太失望。他说:“我们理解日本必须(在对华贸易中)保持对英格兰的竞争地位,认识到日本现在需要这么做。”他表示随后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58)  接下来,岸信介和杜勒斯国务卿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冗长的会谈。岸信介再次提出中日贸易问题。他说:“对华贸易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日本期待这种贸易能有合理的增长。”然而,为了让美国人放心,他保证,在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日本政府不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或与共产党中国发展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日本首相也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他提出:“中日之间有着某种‘历史和地理的联系’,日本绝对有必要拓展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及经济关系。”他还明确要求取消“中国差别”贸易管制,并且对美国国务卿说:“事情已经发展到废除该差别的地步了”。(59)  对于岸信介软中带硬的话语,杜勒斯首先说:“美国一直认识到日本应该与共产党中国开展适当的贸易,无论是使中国作为日本天然资源的来源地,还是成为日本商品的销售市场”。不过,这位国务卿话锋一转,指出美国对中日贸易的忧虑之处,“美国主要关心的是这种贸易也许会迅速增强共产党中国的战争潜力。目前中国的军事工业仍处于婴儿阶段,并且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提供军事和战备用品。一旦中国获得了独立的战争资源供给地,那么这一地区的战争风险就会大大增加。”(60)其次,杜勒斯强调了美国反对中日贸易的理由。他说:美国认为日中之间的贸易总量将不会增加,因为共产党中国能够获得的外汇金额不大,显然中共当局将利用他们得到的有限外汇额,尽可能地购买像机床和电子设备那样的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的商品。美国坚信,对中国大量出口这些商品必将极大地增强其战争潜力。再次,杜勒斯对日本首相提出的废除“中国差别”的要求显得无可奈何。他在谈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取消“中国差别”的行动时说,美国意识到,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接受已不被其他贸易国所接受的出口限制,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日本一定要和共产党中国发展贸易关系,那么它不能出口战略物资。(61)这就已经表明美国同意日本放弃“中国差别”。事实上,在此方面,美国人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岸信介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杜勒斯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中日贸易问题,美国没办法阻拦日本人步英国人的后尘,因为日本人会说由于需要在对华贸易中保持竞争地位,因而必须追随英国人(62)。  在访美归国后不到一个月,7月16日,岸信介便宣布日本废除“中国差别”,把对华出口管制标准下降到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同一标准。在巴统成员国纷纷废除“中国差别”的既成事实下,美国只得对日本的行为保持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态度。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用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说,美国像对待恶魔那样来反对中日贸易。(63)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力图使这些国家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无效。其中,美国打算利用对日本的投资作为筹码,逼迫日本政府重新严格管制对华贸易。只是美国驻日大使馆极力反对,认为这有损美国人在日本的形象,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敌对反应。美国不得不放弃该计划。(64)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善罢甘休,想尽一切努力,重新使巴统各成员国恢复其联合对华实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这一政策在9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5704/3号文件上表现得最显著。该文件和前述NSC5704/1号文件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承认在对华贸易多边管制已消失的情况下,制定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为了在自由世界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中尽力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美国应当同其他国家举行双边谈判”,使单个国家而非多边组织更充分地认识到“共产党中国继续威胁自由世界”的事实,然后,“美国在比多边管制更严格的水平上,鼓励自由世界的单个国家保持对共产党中国的单方面贸易管制”(65)。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根据已发生变化的对华禁运形势,利用双边谈判,在交涉中对每一国单独施加压力,以使其强化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在事实上恢复“中国差别”。NSC5704/3号文件中设定的这种新政策被间接地应用于中日贸易关系上。  9月23日,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访美。在同杜勒斯会谈时,藤山先谈到日本的许多小商社强烈渴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并提出,“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考虑授予中共贸易代表进驻日本的许可权。政府的目的是防止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作为中间人卷入贸易当中,同时防止他们以对日本不利的方式来操纵贸易。”他还说,日本政府正设想由日本商人和中国国际进出口公司驻日代表进行直接交易,以取代不得不通过地方左派中间人进行交易的方式。藤山解释说:“日本人相信这种方式将把贸易纳入纯粹通商的渠道,排除政治上的因素介入。他们感觉,这是把日本发展和共产党中国贸易关系的强烈要求引入恰当渠道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不会导致(对中国的)政治承认。”(66)藤山的意见令杜勒斯很恼火。他警告说:“如果日本人打算在中国大陆开设正常的贸易办事机构,那么他们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日本的)小商人将不会获利,因为共产党人不会和小商社做买卖。他们喜欢像电子设备之类的商品。政治稳定将比商业利益更重要。”他认识到日本人会在其计划中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仍然劝说日本发展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他强调,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间贸易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且实际上美国支持并鼓励日本人提出的在经济上开发东南亚的想法。(67)显而易见,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烈反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而且还夸大那样做的负面后果。其用意无非是向日本人施加压力,阻挠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进而达到强化对华贸易禁运的实际效果。  鉴于岸信介政府大力推行亲美政策,美国人的态度对9月下旬开始进行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在亲美政策的指引下,日本政府不断地给贸易谈判设置障碍。它先是企图强迫中国商务代表入境时留下指纹,继而又用限制商务代表机构人数的办法进行刁难,最后拒不承认中国驻日商务机构有悬挂国旗的权利。但是,中方谈判代表依据合理的事实和道理坚持斗争。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终于在北京正式签订。  该协定除对双方交易总额、商品分类、商品检验、运输和仲裁等事项予以规定之外,还在协定备忘录中规定:双方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对方商务代表机构及其所属人员的安全、双方商务代表机构所属人员及家属免按指纹、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等具体事项(68)。这些规定本来是双方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所必需的当然权利。然而,美国和台湾当局均认为其中包含着浓烈的政治意味,表明日本事实上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民党政权的强烈抗议下,美国以调解日台争端为由,频频向日本施加压力。3月下旬,在杜勒斯的指示下,美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警告日本外相藤山:日本政府应该停止躲避由中日贸易只是民间协商的事情所引发的问题了;中共政权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官方的和政治上的。与此同时,杜勒斯提出:日本人必须从战前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帝国梦中醒过来;同“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使(日台间的)经济联盟继续发展下去是“自由世界”的最佳利益所在。(69)  3月28日,美联社透露美国政府已向台北和东京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国旗表示忧虑。4月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同日本驻美大使潮海浩一郎就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问题举行秘密会谈,意在使日本屈从美国的压力。果然,美国国务院的反华立场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安抚美国和台湾当局,日本政府迅速对美国和台湾的抗议作出反应。外相藤山训令重开日台贸易谈判,并申明,贸易协定属私人性质,与日本承认中国无关,中国代表在日本没有外交官身份,受日本的法律管辖。岸信介在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表示:“日本没有承认北京政府的意思,按照日本的国内法,不能阻止悬挂中国国旗,但并不承认悬挂国旗是一种权利。”(70)4月9日,日本政府明确表态:“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无意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71)对于日本官方的蛮横态度,中国方面很快宣布,在日本政府为中日贸易设置的障碍没有扫除以前,协定无法实施。(72)至此,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暂时中止。  5月2日,在日本长崎又发生了两名右翼暴徒扯下中国展览会会场上的国旗事件。岸信介政权不仅消极对待之,而且包庇并释放肇事暴徒。为维护国家尊严,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他交流。中日贸易关系全面中断。  本来中日贸易关系可以借1957年7月日本宣布废除“中国差别”之机而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此外,虽然岸信介本人并不认为中日贸易关系对日本的经济复兴具关键性的作用(73),但在国内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日本政府打算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只是岸信介内阁顽固推行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对其大力支持,导致它在政治问题上严重冒犯中国。政治因素反过来必然对经济关系造成影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日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相应地,亟待振兴经济的日本亦不得不为此而付出较大代价。事实表明,日本政府只有放弃严重亲美的外交政策,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积极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日本一片凋零的经济才有不断复兴和长足发展的强劲之源。  注释:  ①关于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如何实施对华经济战,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如陶文钊撰写的文章:《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第二部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张曙光:《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和中苏联盟,1949—1963年》第二章“实施对华禁运”(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关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中日贸易政策的研究,以往学术界要么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角度简单地提及一些,如崔丕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统、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巴统缓和对苏联、东欧的贸易管制与‘中国差别’问题”,陶文钊的《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第五部分“艾森豪威尔任内”;要么以日美有关中国问题的政治纠纷为核心附带着论述,如,Warren
Cohen, “China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Akira Iriye & Warren
Cohen edited,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揭示出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③参见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④Note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
NSC148, April 6, 1953,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以下简称FRUS), 1952—1954,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II, Par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p. 285—289.  ⑤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 XIV, pt. 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 1414.  ⑥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14.  ⑦《买美国货法案》是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的法案,规定美国的政府采购优先选择国产品而不是进口品。  ⑧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p.
1414—1415.  ⑨Note to the Acting Executive Secretary (Gleason)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ne 29,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49.  ⑩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6—157页。  (11)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13)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 pp.
229,
231.  (14)[日]吉泽清次郎:《战后日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页。  (15)[日]《外务省外交资料》第6卷,第399页,转引自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16)[日]《外务省外交资料》第6卷,第401—402页,转引自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第117页。  (17)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第123页。  (18)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第160页。  (19)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20)[美]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页。  (21)Tatsuro
Uchino, translated by Mark A. Harbison, Japan’s Postwar Economy: An
Insider’s View of Its History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83, p. 77.  (22)Forland, Tor Egil, “Selling
Firearms to the Indians: Eisenhower’s Export Control Policy, 1953—1954″,
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91, pp. 227—230.  (23)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8,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07.  (24)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8,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p. 1407—1408.  (25)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15.  (26)邓峰:《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48—1955年》博士论文(2002年3月),第31—39页,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27)Minutes
of Cabinet Meeting, August 6,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693.  (28)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1,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1, p. 975.  (29)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9,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797.  (30)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Japan, January 10, 1955, FRUS, 1955—1957, Japan,Vol.
XXIII, p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pp. 5—6.  (31)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9,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797.  (32)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4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7,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6.  (33)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5516/1, April 9,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61.  (34)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amp David, Maryland, December 8, 1955, FRUS,
1955—1957, China, Vol. I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 209.  (35)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31,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113.  (36)MemorandumofaConversation, Tokyo, March 19,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168.  (37)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22, 1955, FRUS,
1955—1957, China, Vol. III, p. 227.  (38)Shimizu Sayuri,”Creating
People of Plenty”,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Ph. D. dissertation, pp.
66—67.  (39)Editorial Note,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175.  (40)日本通产省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6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574页。  (4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8, 1955, FRUS, 1955—1957,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fense Policy, Vol.
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
238.  (42)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 p.
235.  (4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1955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1956年,第259页。  (44)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 pp.
237—238.  (45)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第189页。  (46)参见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第3章第7节“经济交流的高峰:技术交流与长期钢铁贸易协议”。  (47)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 NSC5704/1, March 8,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p.
428—431.  (48)《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80—582页。  (49)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4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54.  (50)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5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p.
473—474.  (52)对岸信介亲美外交政策的研究,参见宋成有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47—153页。  (5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54.  (54)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74.  (5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54.  (56)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June 19,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73.  (57)1955年至1957年上半年,在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推动下,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高涨,在日本经济史上被称为“神武繁荣”。日本工矿业生产、出口和外汇储备都有很大的增长,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逐渐走上正轨。1956年出口比1955年增长了23.6%,进口增长了26.8%,1957年出口比1956年增长了15.0%,进口则增长了24.6%。参见郑励志、陈建安主编:《战后日本对外贸易》,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40页;金明善、宋绍英、孙执中:《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58)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June 19,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75.  (59)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99.  (60)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p. 400.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p.
401.  (62)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White
House, June 18,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60.  (63)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cretary Dulles’ Offic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1,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08.  (64)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erce(Kearn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Randall), July 7, 1958, FRUS, 1958—1960,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 IV,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p.723—724.  (65)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ptember 12,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91;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 NSC5704/3, September 16, 1957,
FRUS,1955—1957, Vol. X, p. 496.  (66)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cretary Dulles’ Offic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3,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96.  (67)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cretary Dulles’ Offic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3,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99.  (68)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第344-347页。  (69)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Fall
1995, p.
246.  (70)转引自[日]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7页。  (7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第360-361页。  (7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第360页。  (73)岸信介:《官场政界六十年——岸信介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5页。

需要指出的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宣布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该文件的精神也大体得到了维护。1950月3月24日,美国驻西德专员致电华盛顿方面,要求授权从德国向中国出口1.5万吨钢轨,并以英国准备向中国出口8.7万吨钢轨为由,催促有关方面迅速批准。在美国禁运单上,钢轨被认为有军事战略意义,因而列为1B类产品。美国国防部尤其认为:中国从西方进口钢轨修复铁路线,对加强新中国在中国东北的地位有关键的战略重要性,并可使新中国加强向南方扩张的能力,因而将其改列为1A类军品,要求德国方面撤销对华出口,并要求阻止英国方面向中国出口钢轨。而国务院则认为,钢轨出口对新中国军事价值不大,坚决主张供货,并表示如达不成协议,便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决。如再达不成,交总统最后裁决。

冷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施了经济制裁。1947年1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美国商务部对向苏东国家出口的战略物资和美国国内短缺物资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即R程序(RProcedures)。为了限制西欧与苏联的贸易尤其是战略物资的贸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将R程序管制对象扩大到西欧。1948年3月1日,R程序正式实施。1948年夏,杜鲁门政府在部际特别委员会(负责制定贸易管制清单)的建议下,制定了针对苏东国家实行全面禁运的“1A”清单和限制出口数量的“1B”清单(“1A”清单共计167种物资,主要包括用于生产或发展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的物资和设备,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样机和高技术产品,苏联集团扩大战争潜力必需而又短缺的原料或设备;“1B”清单共计288种物资,包括铅、铜、锌等工业原料和卡车、钢轨、火车等基础设施设备,属于具有高度重要性或高度战略性的物资。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此时,对正处于国共内战的中国,美国奉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但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中共夺取政权已成必然,这使得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分化未来中共政权与苏联的关系,加强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美国针对对华出口物资实施了与苏东国家相比较为缓和的贸易管制政策。这种缓和在1949年3月3日杜鲁门政府批准的NSC41号文件中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除了军事武器,只对“1A”清单中的部分物资(具有直接军事用途的物资)实行全面禁运,对“1A”清单中的其他物资与“1B”清单物资则限制出口数量,以防止中国将这些物资转运到其他共产党国家(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February 28, 1949, FRUS, 1949,
Vol. IX,Part 2,
pp.826-834.)。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先后确立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外交政策。这使得美国决心加强对华战略物资的出口管制,并以经济与军事援助为条件,要求盟国紧密配合。由于英国治下的香港是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港口,因此美国在推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时极力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3月22日,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局执行局局长马丁(Edwin
W.Martin)向英国驻美大使馆表示,美国计划将R程序管制的对象扩大到中国,并希望能得到英国及其治下的香港的合作。(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Stephen C.Brown of the Division of
Commercial Policy, March 22,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p.834-837.)

责任编辑:田粉红

1950年上半年,中国与美、英、日、香港、马来亚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即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其中美国对华贸易额与1949年同期相当,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曰本对华贸易增长也很快,从1月到8月,中日贸易额已经达到总值约3500万美元的高点。

当时,英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面临极为复杂的矛盾选择。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亚洲最具潜力的市场,而英国在华已经拥有将近3亿英镑的投资,英国政府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经贸联系。早在1948年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就向内阁建议:“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应该竭尽所能地留在中国与中共建立事实上不可避免的联系,并调查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可能性。”
299,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Civil War in China, December 9, 1948,
CAB129/31,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这一点对缓解二战后英国严峻的经济形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英国也担心过度敌视新中国会刺激中共,进而危及自身在香港的利益。贝文指出:“如果共产主义中国想要对香港实行经济冷战,完全可以通过煽动罢工使得香港经济陷入瘫痪。”
299,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Civil War in China, December 9, 1948,
CAB129/31.)另一方面,出于反共意识形态和香港防卫的考虑,英国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事武器。但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香港的转口港地位,并不赞成对军事武器以外的其他物资实行对华贸易管制。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了其对华贸易政策,决定扩大对华1B产品贸易出口的控制范围,把对苏联、东欧国家施行的更严厉的贸易控制原则施于中国,尤其是扩大到石油和石油产品系列。6月29日,美国务院中国事务助理主任弗里曼通知英国驻美大使参选,称美国已经通知美国在华石油公司停止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停止与中国洽谈新的石油产品供货合同,要求英国通知其在华公司,也采取类似行动。6月30日,国务院又下令停止签发运往中国的1B类产品许可证。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华贸易制裁,美国还强迫英、法、比、荷、加、日、印尼、印度支那、新加坡、香港及南美各国也参加对华石油产品禁运。美国尤其对英国反复施压,迫其在7月16日同意参加对华石油及石油产品的禁运,把石油产品列入西方对社会主义各国实行贸易控制的“国际禁运单”。7月28日,美国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又强迫有关国家一致认可对中国施行6种石油产品的禁运政策。

为了既不得罪美国又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英国外交部于1949年4月5日向美国国务院声明,对华出口实行管制应该是英国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即使实行出口管制,也应该只限于中国特别需要的物资,并且需要得到其他国家和远东转运港的配合,否则英国不会管制这类物资的对华出口(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5,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p.837-841.) 。

这一行为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国建国初期的石油产品进口量在1949年约为62.5万吨,主要供货依赖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美资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等几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其中壳牌公司的石油产品销售额即占中国进口总量的七分之一。由于中国当时基本上不生产石油,美国强制实行的对华石油产品禁运,无疑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面对英国的不同意见,美国并没有放弃劝服英国追随美国扩大对华贸易管制范围。4月2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Acheson)指示美国驻英大使馆向英国提议“美英共同发表一份声明,向中共表明西方有能力管制重要商品的对华出口”(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 April 21,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p.844-845.)。5月31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回复:“英国不反对实施某种程度的对华贸易管制,但希望更多的西欧国家和远东转运港采取一致行动。”(
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31,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p.847-849.)6月24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Lewis
W.Douglas)代表美国要求英国政府对“1A”类物资与“1B”类物资的对华出口实行管制,同时香港和新加坡按照英国标准扩大出口许可证管制的范围和程度
(The Ambassador in Lond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4,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861.)。对于美国的要求,7月26日,英国外交部作出以下几点回复:除非法国、比利时等国实施同样的管制,否则英国拒绝对“1A”类物资的对华出口实行管制,同时也不会管制香港和新加坡向苏东国家和中国转运“1A”类物资;英国拒绝对“1B”类物资的对华出口实行管制,但会密切关注其出口情况并与美国交换信息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6,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p.866-867.)。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为适应战争需要,美国下令“暂时中断”了对中国的石油产品输出,并要求英法等国也同样如此。但对华贸易基本政策并未因朝鲜战争爆发而完全放弃,美国与新中国的贸易仍在进行。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不但继续进行,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所扩大。到1950年11月,美中贸易额仍维持每月800万美元的水平,其中我国进口100万左右,出口美国700万左右。而放眼整个西方世界,1950年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总额达4.8亿美元。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额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二。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初期,我国没有出兵,所以美国也没有过分遏制中国。

英国的态度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7月29日,艾奇逊愤怒地指出,英国的对华贸易管制方案就连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也没有满足,只管制“1A”类物资并不能威胁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对“1B”类物资也不实行管制,就等于放弃了保护西欧国家在中国乃至远东利益的唯一手段(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 July
29,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p.867-868.)。对此,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认为管制给英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美国,即使英国对华管制的范围只限于“1A”类物资,美国也不应指责英国
180, Memorandum by Mr.Bevin on China, August 23, 1949,
CAB129/36.)。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立刻宣布承认新中国并成为第一个与之建交的国家,中苏之间的亲密互动表明中共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愈发明显。在这一局势下,美国最终向英国作出让步,基本同意英国提出的方案。10月11日,美英就英国对华贸易管制达成最终协议: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及其远东殖民地保证采取一致行动的前提下,英国同意对华管制“1A”类物资出口,并且指示香港和新加坡对中共禁运军事作战物资;英国暂时仍然不会管制“1B”类物资的对华出口,但会对此予以密切关注并与美国交换情报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Officers,
October 11, 1949, FRUS, 1949, Vol.IX, Part 2, pp.880-884.)。

但由于我国出兵朝鲜后,连续取得了重大胜利,大大刺激了美国推动其对华贸易制裁的力度。1950年11月17日,美国出台NSC91/1文件,提出要加紧控制对苏联,包括北朝鲜和中国在内的1A和1B产品出口控制。11月22日、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分别批准了这份文件。这表明美国已经完全将中国放在了与苏联同一个位置,就是为,新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敌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远东局势变得更加紧张,美国利用这一机会加紧推动各盟国对华实施全面禁运战略物资。6月29日,艾奇逊要求英国直接对朝鲜和中国全面禁运战略物资,无需等待法国等国采取行动
(Record of Conversation, Memorandum by Roger Markins, June 29, 1950,
Control of Exports of Strategic Materials to China and North Korea,
Folder 2, FO371/83365, The National
Archives,London.)。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加强了对华贸易管制。7月10日,英国内阁决议授权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拒绝向中国颁发战略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并在7月14日指示港英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停止对华出口战略物资
46th Conclusions, Minute 2, Korea, Strategic Exports to China, July 17,
1950,
CAB128/18.贸易委员会是英国在冷战时期对外贸易管制政策的重要执行部门,主要负责发放英国商品的出口许可证并监督英国商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在美国的压力下,9月18日,英国内阁会议又决定将安装设备、运输设备等45种物资增补列入“巴统”I类和II类清单
(1950年1月9日,美英法意荷比六国召开会议,成立“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to Communist
Asia,简称COCOM)。由于该机构总部设在巴黎的美国驻法大使馆内,因此又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或简称“巴统”。1949年11月14日至23日,美英法意荷比六国召开会议,与会国同意制定国际安全管制清单(International
Security
List,简称IL),共分为三类:IL/I属于完全禁运的物资;IL/II属于限制出口数量并交换实际出口情况的物资;IL/III属于仍在讨论但都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留待以后协商的物资。其中,英法建议的共同管制清单中的126种物资列入IL/I,除邮轮以外的商船这一类物资列入IL/II,其余17种物资列入IL/III。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第136—141页。),作为紧急措施,对中国和朝鲜实行贸易管制(Brief
for the Debate on Export of Heavy Machine Tools and Raw Materials,
September 18, 1950, FO371/87213.Cited from Wenguang Shao, China, Britain
and Business: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1949-1957, London:
Macmillan, 1991,
p.92.)。10月17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决定在美国“1B”类物资中,只有47种留待以后协商,其他均被列入“巴统”I类和II类清单
(The Ambassador in Fran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30, 1950,
FRUS, 1950, Vol.IV,
p.246.)。至此,受朝鲜半岛局势和美国施压的影响,英国对华禁运范围由“1A”清单的军事作战物资扩展到“1B”清单中的部分战略物资,对华限制出口数量的物资种类也明显增多。由于战略物资与非战略物资的区分不甚清晰,英国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将更多的非战略物资列入对华贸易管制范围。

特别是12月初,随着2次战役的胜利,朝鲜战场上美军发生了大溃败。这种情况下,美国制裁中国的决心更恨了。12月2日,美国商务部下令对中国实行贸易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对运往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一切美国出口产品,不论是否列入绝对禁运单,都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由美国外贸区前往中国的船运也适用这一规定。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加快了美国对华全面禁运措施的出台与实施。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决定无限期终止发放一切美国商品的对华出口许可证,对香港和澳门的出口同样适用这一规定,同时禁止从美国出发的贸易船只向中国输送物资
(Report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Actions Taken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Defense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on Trade with China, December 4,
1950, FRUS, 1950,
Vol.VI,pp.672-67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
1951年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04号文件,正式提出对华实施全面禁运的政策
(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s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ebruary 12, 1951, FRUS, 1951,
Vol.I,
pp.1023-1034.)。具体而言,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美国向中国出口一切物品;禁止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进入任何中国港口;禁止美国船只或飞机进入任何中国港口;对于任何与中国开展贸易,并向其运送物资的外国船只,美国拒绝提供加油服务;禁止从中国进口一切产品;为了防止中国通过转口贸易获得美国的物资,对美国向香港、澳门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出口物资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NSC Planning Board, May
25, 1953, FRUS, 1952–1954, Vol.I, Part 2,
p.970.)。除此之外,美国还计划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华禁运战略物资决议,并以援助为条件要求更多国家参与对华禁运。然而,美国的全面禁运政策并未得到英国的支持。1950年12月12日,英国首相艾德礼(Richard
Attlee)在访问美国时抱怨道:“经济封锁并不会严重影响中国,相反会造成香港、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的混乱,进而伤害西方国家的利益。”
85th Conclusions, Minute 3,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Washington,
December 12, 1950,
CAB128/18.)1951年4月3日,英国内阁明确指出:“联合国可以对中国实施有选择性的战略物资禁运,英国不会接受除此之外的任何经济制裁措施。”
100, Additional Measures by the United Nations against China,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n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pril 3, 1951,
CAB129/45.)美国深知只有得到英国的支持才能推动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决议,为此自己必然要作出妥协。在5月3日的联合国额外措施委员会(the
Additional Measures
Committee)会议上,美国代表格罗斯建议:“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对华禁运决议后,各国可在该决议下自行决定实行禁运的战略物资清单。”(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on the Additional Measure
Committee , May 3, 1951, FRUS, 1951, Vol.VII, Part
2,pp.1980-1983.)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让步和当时紧张的局势,英国只好配合美国的计划。5月18日,在美国的主导下,美英联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华禁运决议
(Resolution 500 ,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May
18, 1951, FRUS, 1951, Vol.VII, Part
2,pp.1988-1989.英国政府对该决议的解释与美国政府不尽相同,英国对华禁运的物资主要是军事物资和战略物资,但拒绝对运输机械设备进行禁运。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第278页。),从而推动更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战略物资的禁运。

这一规定标志着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战的起点。命令生效生,美国商务部没有颁发任何对华商品出口许可证,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完全中断。商务部法律顾问纳珊·奥斯特罗夫扬言“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出去,纺织品和橡胶均将禁止。”12月7日,商务部颁令前往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地区的过境运输及货物必须领取有效许可证。12月10日,商务部又下令,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装卸前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并针对中国,特别把香港、澳门也列入禁令适用地区。同时,为了防止中国通过第三国套购美国物资,12月16日,国务院下令控制所有中国在美资产及禁止所有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前往中国港口。

由于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造成远东局势的变化,美国不断加强对华贸易管制并最终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同时,美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英国等盟国加强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及其统治下的香港不得不制定《输出统制令》《1950
年输出管制法令》《1951年禁止出入口法令》《1952年禁止出入口补充法令》等一系列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法令,从而将对华贸易管制的范围从最初的军事武器禁运扩大至战略物资禁运,甚至为迎合美国的需要,将大批非战略物资(如纺织品、汽车、汽油桶、钢铁制品)也纳入禁运范畴(
Extract from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May 7, 1951,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United States Embargo on Exports to China Either Direct
or through Hong Kong, Determination of Lists of Prohibited Strategic
Materials for Export to China, Measures to Enforce the Embargo, Control
of Exports from Hong Kong to Formosa , AprilMay 1951, Folder 7,
FO371/92278.)。美英对华贸易禁运与管制政策直接影响了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香港的转口港地位。首先,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严重影响了英中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由于1949年后英国对华出口产品主要包括钢铁、铜等金属及其制品以及机床、发电装置、汽车、纺织机、拖拉机、船只、仪器、化学品、药品等
(如从1950年英国对华出口结构来看,仅铜及其制品就占了英国对华出口总额的54.74%。Memorandum
on Effec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by N.C.C.Trench, December
2, 1950, United Kingdom Trade Policy with Communist China, Activities of
Various Firms in connection with Exports to China, 1950, Folder 1,
FO371/83386.),严格的贸易管制将上述物品大多列入禁运范畴,因此英国对华出口大大减少(
500.008.1 Economic Policy Talks (Including DullesEden Talks),June 12,
1953,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Section,
Chinese Civil War and U.S.China Relations, Archives Unbound,
SC5001273467.)。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1年,英国对华出口总值下降109.3%,对华进口总值下降101.2%
(根据外贸部计划局统计数据计算所得,具体数据可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其次,对华贸易管制使许多在华英资企业的生意萧条,相继破产,最终不得不撤出中国。受此影响,英国放弃的在华资本额在2亿至2.5亿英镑之间(
Evan Luard, Britain and China,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2,
p.141.)。贸易受阻和在华商业的损失加重了原本因二战早已恶化的英国经济,导致英国国内的民用工业滞销危机和美元外汇危机,进而不利于战后英国经济的复苏。最后,香港的转口港地位也受到严重影响。一方面,对华贸易管制尤其是美国对香港的禁运阻碍了香港从美日两国以及欧洲国家的进口贸易,从而引发了进口商品物价的上涨,而物价上涨又导致香港市场的混乱以及银行业务的瘫痪。由于众多订货合同取消,贸易商承受的损失更是高达2亿港元,整个香港经济岌岌可危。(《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
,第590—594页。)另一方面,贸易管制也阻碍了香港的进出口贸易与转口贸易。从1951年7月起,香港对中国内地以及对美国、西欧和东南亚的贸易均大为减少。从1951年到1952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下降28.2%,其中进口总值下降22.4%,出口总值下降34.6%
(张作乾:《香港对外贸易》,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和转口贸易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2年,香港对内地出口从16.038亿港元下降到5.2亿港元,下降了208.4%(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难起步》,第150页;《香港经济年鉴1981》,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1981年,第16—17页;Note
for the Prime Minister on Hong Kong’s Trade with China by
E.E.Tomkins(Foreign Office), May 5, 1951,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United States Embargo on Exports to China Either Direct or
through Hong Kong, Determination of Lists of Prohibited Strategic
Materials for Export to China, Measures to Enforce the Embargo, Control
of Exports from Hong Kong to Formosa , AprilMay 1951, Folder 7,
FO371/92278.)。与此同时,转口贸易总额也从38.83亿港元下降到22.21亿港元,减少了42.8%(张作乾:《香港对外贸易》,第255页。)。

到了1951年,美国又推动了全面经济战性质的第二步,即借联合国的名义,把对华贸易控制、船运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和资产冻结措施,从美国本身推广到整个西方世界。为此,1951年1月9日,国务院负责联大事务的官员波普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专门小组,具体研究如何通过联合国制裁中国,并提出了12个具体问题。

1951年10月26日,丘吉尔再次当选为英国首相,保守党政府执政之初面临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贸易管制政策尤其是对华禁运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英国国内民用工业品滞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对华贸易管制的不利影响,扩大对华贸易,被英国政府视为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由于朝鲜战场的局势以及美英特殊同盟关系的存在,英国难以公然违背美国主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在这一背景下,1952年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为英国突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不利影响、扩大对华贸易乃至最终调整对华贸易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机。

1951年5月17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以45票赞成、9票反对、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5月18日,这一提案得到联大批准。

二、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召开与英国对华贸易民间渠道的建立

在联大作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后,美国并不满足,还想把对华经济遏制政策推向第三步,即促使联合国作出决议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和全面禁运。但由于遭到了英、法等西方盟友的坚决反对,而且这样也对西方国家有消极影响,以及随后开始了朝鲜停战谈判,美国政府才中途罢手,这一方案不得不胎死腹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的贸易禁运愈演愈烈,不仅使中国和苏东国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二战后处于恢复阶段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1951年1月26日,英国内阁会议就对华贸易管制政策进行评价时指出:“对华经济制裁给中国造成的伤害远远小于西方国家。”
9th Conclusions, Minute 1, Korea, January 26, 1951,
CAB128/19.)同时,东西方国家的许多进步人士积极呼吁召开一次国际经济会议,以恢复东西方国家的正常贸易。此次国际经济会议从发起到召开前后历经一年多。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定于当年的10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一次国际经济会议。由于会议地点、会议内容等诸多问题无法确定,这一设想直到1951年10月底仍未实现。1951年10月27日和28日,来自苏联、中国、波兰、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巴西、印度等21个国家的商界人士参加了在丹麦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鉴于冷战格局下日趋恶化的国际经济关系使多数国家人民生活水准受到危害,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决定于1952年4月3日至12日在莫斯科召开国际经济会议,并组建了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委员会。1952年1月10日至12日,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筹备会议,确定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各国代表团总名额为443人,社会主义国家129人,资本主义国家314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编:《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中国》,1952年,第24、17页;《中共党史资料》第9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美国不但自己大力推进对华经济战,还拉着那些盟友一起干。其中曰本和英国是重中之重。

对于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英国商界人士表现得十分积极,但无论是在野的工党还是执政的保守党,都反对公开派遣官方代表参加此次会议。这是因为他们普遍担心公然派遣代表参会有可能招致美国的不满。早在会议筹备期间,美国国务院就渲染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抨击美国的经济政策,应坚决阻止西方国家参加这次会议(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Offices, August 25, 1951,
FRUS, 1951, Vol.IV, Part 2,
pp.1273-1275.)。冷战后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使得英国政府不敢公然违背美国的意愿。尽管如此,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国内商界人士与国会议员以个人名义参加此次会议。1952年6月27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官员莱文斯(S.H.Levins)在致外交部官员麦肯齐(Mackenzie)的信中即暗示了英国政府对国内商人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默许态度:“如果条件允许,英国商人可以和苏联以及中国开展非战略物资的贸易。英国政府非常希望看到诸如此类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果商人需要的话,英国政府也会给出帮助和支持,但是去莫斯科的这些贸易代表并不会比其他商人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
From Board of Trade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7,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

朝战前中国一直是曰本的主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1950年1月-8月,中日进出口总额为3500万美元,约占同期曰本总额的3.3%,中国外贸总额的4.56%。但曰本从中国进口额约为其对中国出口额的4倍,超过曰本进口总额的5%,而且曰本进口品主要集中于少数几大类产品,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焦炭量占曰本总进口量的25%,铁矿石进口量占6%。在禁运中日贸易的情况下,曰本虽可找到资源替代,但价格昂贵,必然引起曰本生产和生活费用的上涨,并使其产品推动国际竞争力,这显然不利于美国要稳定曰本的政治目标。

从此信可以看出,虽然英国政府不敢公开支持此次会议,但也不愿错失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的机会。与英国政府的态度不同,中国政府不仅明确表示支持此次会议,而且积极参与了该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国外交部认为:“此次国际经济会议可能促使突破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统治集团所建立的对苏联、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封锁。”(《提名关于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事》(1951年8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3-00147-01

英国方面,1950年,英国对华进出口总额约为1.4亿英镑,占中国外贸总额的7.1%。英国对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出口额为0.88亿美元,占其当年出口额的1.5%。更重要的是,1950年,香港对大陆出口额约为2.58亿美元,占当年香港出口总值的39%。英国不但在香港有巨大的财政和商业利益,而且香港经济繁荣,还关系到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世界威望。此外,英国的立场还要受英联邦成员国印度、巴基斯坦、马来亚的影响。其中巴基斯坦1950年1月-6月对华出口占其同期出口总值的12.9%;马来亚1月-8月对华出口占其同期出口总值的4.2%;印度1月-12月对华出口占其同期出口总值的2.8%。还有,由于同为亚洲国家,它们在政治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屿新中国的倾向,这以印度最突出。无论曰本还是英国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都不赞成对新中国奉行类似全面经济战的贸易禁运。

1952年4月3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如期召开,由国际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香贝朗致开幕词。英国代表团有30人出席,由波以德·奥尔勋爵(Lord
John Boyd
Orr)担任主席,包括以个人名义参会的保守党议员戴维斯、工党议员西弗尔曼(Sidney
Silverman)等人。中国代表团有25人出席,由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担任团长,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担任副团长,中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卢绪章等人与会。此次国际经济会议主要采取全体大会和小组会议两种形式。全体大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经由各国间和各种制度间的和平合作,经由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来寻求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可能性”的问题。(《国际经济会议四月三日会议详情》,《人民日报》1952年4月7日。)小组会议则主要围绕发展国家贸易、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解决社会问题以及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等内容展开。

这一点可以从1951年2月21日英国驻美官员与美国有关官员的集体谈判中得到体现。英国坚决反对对华全面禁运。理由是这一方案脱离现实,具体来说,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必然反对;中国并不依赖海上进口;禁止船运对西方国家的损害恐怕会超过对中国的损害。关于海军封锁,英国更是反对,其理由一是不合法,二是亚洲国家反对,三是引起中国、苏联的对抗,扩大冲突。关于金融控制,英国也反对,认为如不能全面禁运,就不应实施金融控制。其他国家如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的立场也大体如此。

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团团长波以德·奥尔勋爵、企业界代表佩里和英国工会领袖沃恩等先后在各小组会议上作了发言。波以德·奥尔勋爵在发言中暗示英国此时急需扩大对外贸易以摆脱经济困境。他指出:“每个国家都需要国际贸易。就英国而言,我们仍需要进口60%的粮食,我们必须进口原材料,为了支付进口费用,我们必须找到出口的市场,扩大国际贸易是英国发展的动力。”(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April 3-12, 1952, Moscow: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952,
p.80.)沃恩在发言中也提到:“受到政治影响的贸易管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贸易管制造成了极高的失业率,东西方贸易量远远低于战前水平。”(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April 3-12, 1952,
p.181.)雷任民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中英输出入额最高时期曾年达两亿余美元,但到现在,中英贸易在数量上已减少了90%以上。”(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April 3-12, 1952, p.111.)

万不得以的情况下,美国只好放弃了全面禁运的主张,提出了有选择的制裁方案,并在承认香港地位特殊的共识下,向英国作了某些具体让步,这才争取到了英国的支持。

为了给东西方国家代表的接触提供方便,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每天的会议时间通常保证在三四个小时左右,且“会议召开过程中强调更多的是商业合约和贸易协定,而不是讲话和决议”
(Alec Cairncross, “The Moscow Economic Conference,” Soviet Studies,
Vol.4, No.2 ,
p.114.)。会议期间,英国代表与参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贸易市场庞大的中国无疑是英国贸易代表争取的最重要对象。4月10日,奥尔勋爵在致电英国贸易委员会时指出:“两国商人的接触不仅可以消除英中两国的误会,而且可以扩大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
From Moscow to Foreign Office, April 10,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FebruaryJune 1952, Folder 1,
FO371/99318.)另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陈瀚笙回忆:“4月3日,英国和法国代表来找我们谈大豆、桐油的出口问题。另外英国人表示愿意卖给我们火车头,但须三年才能交货……英国人提出要将他的纺织品运到中国来换取煤炭,对于大豆、猪鬃,他们也甚需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陈瀚笙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95—96页。)对于英国代表的诸多提议,中国代表团都给予了积极回应。中国代表团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18—219页。)两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积极交流为《中英贸易协议》(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U.K.)的最终签订、英中贸易的扩大以及英国对华贸易民间渠道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再说一下曰本。前面讲过,中国是曰本一个最大的原料基地,所以曰本经济受中国影响非常大。在NSC41号文件和48/1号文件中,对曰本对华贸易施加的限制要比美中贸易的限制宽松的多。这也是曰本为何在1950年前8个月中日贸易总额在3500万美元的基本原因。

经过交流与谈判,4月8日,英国代表团成员劳芮麦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卢绪章交换了临时起草的《中英贸易协议》。协议书包含的备忘录具体陈列了双方代表团同意互相买卖的商品及其比例,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买卖双方的货品价值须遵照买卖各别总值的下列百分比,比例按照总值计算:一、英国售给中国:纺织品占百分之三十五,包括毛条、呢绒、棉纱、棉布、原毛、毛纱、人造丝;化学药品占百分之三十,包括各种化学药品;金属占百分之三十五,包括除铜及铝以外之各种金属。二、中国售给英国:煤、猪鬃、猪肠衣等占百分之二十五;冻蛋、带壳蛋、蛋制品占百分之二十;某些经过同意的中国产品占百分之五十五。”
(From Moscow to Foreign Office, April 10,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FebruaryJune 1952, Folder 1,
FO371/99318;《盛丕华关于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经过的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8-2-384-14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盟军总部完全停止批准曰本对华出口1B类产品,仅允许已签订合同的1B类产品继续出口。1950年12月6日,总部根据商务部禁令,又下令全面禁止曰本一切对华1B类产品出口,包括废止已签署但未执行的1B产品出口合同。1950年12月22日,美国国务院东北亚司建议由盟军总部自行判断曰本对华贸易问题。而总部在麦克阿瑟的主管下,报复性的迫使曰本奉行最严厉的贸易禁运政策。结果,两国间的贸易额急剧下滑。1952年,中日间贸易额仅为1550万美元,月均130万美元,。其中曰本1952年对华全年出口仅50万美元,月平均4万美元,仅相当于1950年前8个月平均出口额的6%,基本处于断流状态。

尽管备忘录提到了化学药品和金属等重要物资,但是为了规避风险,英国代表团多次强调这些化学药品和金属的出口不能违反英国当前的出口许可证制度。协议书交换后,英国代表团随即致电英国外交部,寻求英国政府的批准:“我们和中国代表就今年双方各实现价值1000万英镑的商品贸易起草了临时合约。英国用纺织品、金属和化学品平等交换中国的煤炭、蛋制品、猪鬃、猪肠衣、黄豆和植物油等。所有已达成的贸易合约中的商品不会违反当前的出口许可证制度。”(
From Moscow to Foreign Office, April 8,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FebruaryJune 1952, Folder 1,
FO371/99318.)

这种禁运不但损害了中国经济,也使曰本经济受到损害。据经济合作署NSC104号文件的报告估计,禁运使曰本每年承受100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而且还将影响曰本贸易格局。1951年6月27日,CIA局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禁运对曰本经济的影响作了更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在列举了大量数据后,建议引导曰本寻找替代市场和原料产地,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

英国政府在接到电报后立刻召开内阁会议,贸易委员会主席桑尼克罗夫特(Peter
Thorneycroft)建议如下回复:“英国早就准备与中国进行上述商品的贸易,必要的话,可以通过香港或上海的英国商人签订贸易协定。如果中国急需与英国贸易,英国政府也愿意通过官方渠道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
39th Conclusions, Minute 1, EastWest Trade, Exports to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pril 8,1952,
CAB128/24.)内阁和外交部对贸易委员会的建议表示认同,随即指示英国代表团向中国代表团转达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一直都愿意与中国进行原毛、羊毛、棉布和人造纺织品以及其他商品的贸易,并以此来换取中国的商品,诸如蛋制品、桐油和猪鬃等非战略物资。”
(From Foreign Office to Moscow, April 8,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FebruaryJune 1952, Folder 1, FO371/99318.)

曰本方面对禁运给曰本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忧虑。1951年1月,吉田茂与杜勒斯会晤,提出“贸易是贸易,战争是战争”希望美国不要关闭中日贸易的大门,杜避而不答,却大谈“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自由世界有必要作出牺牲”。迫使曰本继续随着美国的战车前进。

英国政府认为,该协议不仅可以扩大与中国的正常贸易、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并离间中苏关系。1952年9月26日,英国外交部官员约翰斯顿(C.H.Johnston)致电驻华临时代办兰姆,表示:“我们愿意和中国开展所有贸易,这不仅是为了满足英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出于政治考虑。西方国家通过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能够增强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离间中苏关系。”(
From Foreign Office to Peking, September 26,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

为了促进曰本严格执行对华禁运,美国还是给了不少甜头。一是为曰本提供大量的“特需”订货;二是向曰本提供特别援助;三是根据CIA的意见,鼓励曰本积极开拓东南亚的市场。四是暗中许诺将给予曰本“宽大的和平”作为其参与遏制新中国的奖偿。结果在朝鲜战争期间,曰本遵从美国的旨意,采取了较西欧国家更彻底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1952年4月12日,中英双方代表团正式签署《中英贸易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第五条规定“为具体执行此协议,关于售出与购入之商品数量,价格及规格,交货时间及地点等事,由双方派遣代表在柏林谈判,并在彼处签订个别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第634页。),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结束不久,英国代表佩里等人在得到英国贸易委员会同意后,于6月7日至9日与中国驻东柏林代表就纺织品等贸易进行了谈判,并于6月9日签订了中英第一批售货合同。英国首席谈判代表西弗尔曼(由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英国代表团团长波以德·奥尔勋爵任命)和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分别代表两国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做为回报,美国于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在没有苏联参加,没有中国与会的情况下,与曰本缔结了和约。在和约签订前,美国多方工作,终于使菲律宾、澳、新等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法国,美国以同意印度支那三个法国傀儡政权参与媾和为条件,争取了法国的支持。

韦德娱乐,关于总值350万英镑的纺织品的数量和种类,已经达成如下的协议:毛条170万英镑。原毛30万英镑。棉纱90万英镑。毛纱30万英镑。人造丝30万英镑。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政策,我国采取了坚决的反禁运。

关于化学货品,也达成了相似的协议;有机化学品75万英镑,工业化学品110万英镑,医疗化学品115万英镑。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编:《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中国》,第119—120页。)

在1950年12月美国对华全面禁运之后,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的作出了回应。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和冻结在华存款命令》,宣布:鉴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和敌视行动,为防止其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起见,特采取如下措施:

由于英中代表团在会议上的“亲密”接触,英国政府在会后同意英国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对于英国代表团访华,英国外交部致信英商中华协会
(China
Association,国内学界一般译为“中国协会”,是与英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商业团体。这里沿用英文档案中使用的中文译法。)表示:“这次访问有助于改善英中贸易局势和在华英资企业的地位,如能在中国建立贸易代表机构则最好不过。”(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ina Association, April 22,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FebruaryJune 1952, Folder 1,
FO371/99318.)此外,驻华临时代办兰姆也致电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代表团访问上海时与当地的英国商会(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英国最大的工商社团)进行会谈,以从那里获得中国当前的贸易形势以及与中国贸易的建议
(From Peking to Foreign Office, April 23,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FebruaryJune 1952, Folder 1,
FO371/99318.)。1952年4月25日,麦克利兰等七人组成的英国代表团对北京进行了访问,之后又抵达上海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英国代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招待,并与上海的英国商会进行会话交流。来访的英国女子服装制造商斯莱特尔在谈到对新中国的印象时表示:“在相当时间内,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市场及粮食和原料的输出者。并且由于澳洲、阿根廷和美国粮食供应的萎缩,英国将需要中国的粮食来代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编:《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中国》,第158页。)英国代表对中国的访问肯定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增强了英国政府与国内商人和中国开展贸易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这次访问也为英国继续扩大对华贸易进而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总之,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为了巩固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贸易成果,开辟中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渠道,1952年4月底,中国在东柏林建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办事处。5月4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卢绪章出席了成立大会,南汉宸担任主席,冀朝鼎任秘书长。对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东柏林设立办事处,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却依然感到难以满足自己迫切扩大对华非战略物资贸易的期望。8月30日,贸易委员会官员莱文斯在致外交部官员约翰斯顿的书信中强烈表露了这一情绪:“我们不止一次地告诫和中国以及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有联系的商人,中国设在东柏林的中国进出口公司是一个麻烦事,如果他们想要与英国贸易,完全可以在伦敦设立这样的机构。”
(From Board of Trade to Foreign Office, August 30,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对此,外交部官员约翰斯顿的态度则显得稍许谨慎,“如果中国进出口公司在伦敦设立代表处必然会为英中贸易提供方便”,但同时也一定会引起美国对英国的不满,因此应谨慎对待
(Memorandum for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 Chinese Trade Representation
in London by C.H.Johnston, September 4,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9月19日,外交部正式回复莱文斯:“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局势和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与中国有关的任何贸易问题都值得再讨论。因此,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我们最好不要就中国进出口公司在伦敦设立代表处一事做出最后决定。”
(From Foreign Office to Board of Trade, September 19,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与此同时,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成员组建了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该会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旨在通过消除地区和其他壁垒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波以德·奥尔勋爵担任该会主席,副主席为罗宾逊夫人(John
Robinson),伯格(Roland
Berger)担任行政秘书。在两国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商贸组织的推动下,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开辟的英中民间贸易的渠道得到进一步扩大,英中两国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

根据这一命令,全国立即统一行动,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清理管制,并冻结了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1951年1月底,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昌、长沙、杭州、福州、重庆、昆明、青岛等大中城市的人民政策和军管会,分别对在各市的美国德士古、美孚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电力、电话、影业、银行等公司企业实行了管制。7月中,上海征用了在沪的美孚、德士古、美中三家美国石油公司队办公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和油料。1952年底,中国对美国在华企业分别以征用、征购、代管、管制等不同的方式基本清理完毕。对英国、法国等在华企业也进行了相应的清理。

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推动下,1952年4月后,英中贸易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根据英国贸易委员会在1952年8月的报告,“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英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超过了200万英镑,其中包括已经发往中国的价值75万英镑的纺织品和化学药品”(
Memorandum by C.H.Johnston, August 23,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英国贸易委员会还发放了价值150万英镑左右的其他种类的非战略物资的出口许可证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September 11,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在对华贸易管制的大背景下,英国对华出口主要是非战略物资,但这对促进英中两国的经济发展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英中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例如,1952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报告就指出,在香港,美国发现有大批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和中国内地进行“非法”贸易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Digest, No.OCI 6421, June 17, 1952,
USDDO,
HRTBMN694975557.)。1952年8月2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在7月份几乎达到了770万英镑,进口总额超过440万英镑,出口总额超过326万英镑,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的最好数据。”
(The Daily Telegraph, August 29,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

1951年1月1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签署发布了《关于美国企业及个人存款申请动支的规定》,要求美侨个人存款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企业存款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者,动支不予限制;个人超过者每月得动支1000万元,企业超过者按当地管制机关核准。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英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与鼓励。9月初,曾参加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佩里计划邀请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代表参加在伦敦举行的机床展览会,并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9月15日,莱文斯在致约翰斯顿的信中提到了贸易委员会对伦敦出口公司的回复:“我们很欢迎中国贸易代表参加展览会,长期以来,我们对向中国出口非常感兴趣。”
(From Board of Trade 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15,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英国外交部对此回复:“我们已经了解伦敦出口公司邀请中国进出口公司参观机床展览会的计划,我们赞同你们的回复。”(
From Foreign Office to Board of Trade, September 29, 1952, Increase in
AngloChinese Trade as a result of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Trade Delegation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Problems of Exporting to China,
JuneOctober 1952, Folder 3, FO371/99320.)

在经济领域同美国展开斗争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展开了斗争,1950年12月29日,中央政策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授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将这些团体逐步的收为国家管理。当时在中国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机关及宗教团体,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津贴机关总数的一半。其中20余所教会高等学校中接受美国津贴的为17所,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接受美国津贴的近200余所,孤儿院、麻风病院、聋哑学校,盲校等约270所;美国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差会占在华西差会113个中的58个,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会15个。从1951年1月至4月,教育部、卫生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先后制定各种办法和规定,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妇婴医学、天津妇婴医院等接受美国津贴的所有学校和医院,改为由政府接办、与政府合办。

综上所述,通过《中英贸易协议》和中英第一批售货合同的签署,以及随后中英商务代表团互访,中国进出口公司办事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相继建立,1952年莫斯科国经济会议实际上在美国主导的对华贸易禁运的恶劣环境下开拓了一条对华贸易的民间渠道。由于严格的对华战略物资禁运政策导致英中贸易大幅下降,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发展民间对华非战略物资贸易来弥补这一损失,并由此缓解国内的民用工业品的滞销危机。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恰好为英国政府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

为打破西方国家对华的封锁、禁运,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三、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首先就是发展对苏东的贸易。在联合国通过了全面对华禁运的决议后,中苏经过谈判,决定了1951-1954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的协议。此外,根据战争需要,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飞机、坦克、高炮和汽车等装备和器材。1953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的协议书,向中国提供91个大型工程项目。至此,仅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即向中国提供了141个大型工程项目。作为回报,中国向苏联提供了农产品和橡胶等原料。1950年中苏贸易额约占中国外贸的30%,1953年则为56.3%。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推动了英中两国非战略物资贸易交往,以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贸易的扩大。美国充分注意到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中英两国贸易活动的新动向,以及中西方贸易扩大的新局面(511.13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December 5, 195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Chinese Civil War and U.S.China
Relations, Archives Unbound, SC5001260526.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Director of Mutual Security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April 23, 1952, FRUS, 1952-1954, Vol.I,
Part 2,
p.835.),从而加紧对英国等盟国施加压力。1952年5月,朝鲜战争第一次停战谈判因战俘遣返问题而陷入僵局。利用这一紧张局势,7月31日,美国成功推动“巴统”建立中国委员会(1952年8月,美国说服英国等盟国设立“巴统”在亚洲的机构——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ttee,英文缩写为CHINCOM),中国并非单指共产党中国,还包括除苏联远东地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第291页。)并出台“中国差别”(China
Differential)政策:对华贸易管制清单将“巴统”IL/II中的25种物资和IL/III中的63种物资,甚至根本不属于“巴统”管制范围的207种物资共295种物资全部对中国实行禁运
(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第292页。)。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国差别”政策,英国政府不得不更加严格管制对华出口。这使得又有大批的非战略物资被列入禁运范畴,从而直接影响了《中英贸易协议》和其他贸易合同的实施,大大破坏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以后英国对华民间贸易发展的大好局面。根据中国外交部统计,截至1952年底,中国从英国进口只完成5997857英镑,向英国出口只完成1887421英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第635页。)。

其他的东欧国家中,东德和捷克分别成为中国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特别是波兰,还同中国建立了中波合营轮船公司,中国或中国委托他国从西方进口的禁运物资,大部中该公司运输的,对打破美国对华禁运起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由于1952年下半年美国面临总统大选,以及1953年初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政府无暇顾及其他事务,美国也没有对已经受到“中国差别”政策严重压制的英国对华民间贸易作出过激反应。利用这一时机,英国一方面加强对华战略物资禁运,另一方面在个别出口产品上开始有意突破对华贸易禁运。由于英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较法国、联邦德国、瑞典等西方国家更加严格,英国商人在对华贸易竞争中丧失了优势。这不仅导致英国商人的不满,而且促使英国政府重新思考加强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利弊。1952年10月29日,内阁会议讨论了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和贸易委员会主席桑尼克罗夫特关于取消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药物出口(主要是抗生素、抗疟疾药物和磺胺类药剂等)限制的提案。艾登在会上抱怨:“由于其他西欧国家并没有限制这些药品对远东出口,因此这些国家的制药产业与我们自己的制药产业相比获得了巨大优势。”内阁决议最终同意取消此类药物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出口限制。
91st Conclusions, Minute 4, EastWest Trade, Export of Drugs to China,
October 29, 1952, CAB128/25.)

中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逐年增加,1950年占中国外贸的32.4%,1951年上升为52.9%,1952年为72%,1953年为76%。

1953年3月,朝鲜战争第二次停战谈判开始后,随着局势的缓和,英国政府开始暗中放松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在此期间,不仅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遗留的尚未完成的英中贸易合同相继实施,而且在此基础上又与中国签订了大批新的贸易合同。6月19日,在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资助下,由16名英国工商贸易界人士组成的贸易代表团在佩里的带领下到达北京进行访问。7月6日,英国贸易代表团与北京的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双方各进出口3000万英镑产品的贸易协议(《中英双方在京签订商业协议
贸易总额为每方各进出口三千万英镑货物》,《人民日报》1953年7月7日。)。佩里访华团达成的贸易协议以及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遗留贸易合同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差别”政策,共同推动1953年英中贸易额实现大规模增长(从1952年至1953年,中英贸易总额增长276%,英国对华出口增长392%,对华进口增长138.6%。根据外贸部计划局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具体数据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176页。),同时推动了英国政府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

此外,我国对锡兰,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也建立了贸易关系。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美国失去了敦促盟国继续严格实施对华贸易禁运的借口。英国政府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来推动英国对华贸易的扩大,并试探性地向美国提议缓和对华禁运。7月29日,英国驻美大使马金斯(Roger
Markins)向美国表示:“国际贸易对英国特别重要,对远东的英联邦国家同样重要……因此,英国应当鼓励国际贸易。”(
Trade with China, Note by British Embassy in Washington, July 29, 1953,
British Trade with CPG, AprilNovember 1954, Folder 2,
FO371/110275.)在英国政府的要求下,11月10日,美国与英国在伦敦就缓和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进行了会谈,但这次会谈的结果并不理想。美国政府虽然同意今后继续讨论缓和“巴统”组织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问题,但坚决反对修改对华贸易管制政策。(The
Chief of the Operations Mis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1953, FRUS, 1952-1954, Vol.I, Part 2,
pp.1047-1049.)

锡兰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国家,主要出口橡胶、茶叶、椰子,进口大米和日用消费品。50年代初锡兰水稻歉收,粮荒严重。锡兰政府一再要求美国给锡兰的橡胶出口以合理价格,并以低于市场价从美国进口大米,均遭美国拒绝。所以,锡兰转而向中国要求进口大米,马上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1952年10月,中锡两国政府签订了大米和橡胶5年贸易协定,规定中国每年出口锡兰20万吨大米,锡兰每年向中国出口5万吨橡胶,占锡兰出口橡胶的一半。这是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更重要的是,我国有一个稳定的橡胶原料供应基地,而橡胶在军事上的意义,我也不多说了。美国这下当然不干了,要求锡兰停止出口,但被锡兰拒绝。

进入1954年,英国政府缓和对华管制的决心更加明显,但“中国差别”政策无疑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2月17日,英国政府首次公开要求美国同意削减“巴统”对华贸易禁运物资的种类。
9th Conclusions, Minute 6, EastWest Trade, February 17, 1954,
CAB128/27; C. 70, EastWest Trade: Shipping, February 22, 1954,
CAB129/66.
)除此之外,随着中英贸易的拓展,英国政府已经不满足于民间渠道的贸易,开始尝试在民间渠道基础之上利用官方渠道发展对华贸易,并试图通过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促成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缓和
124, Treatment of British Firms in China, Memorandum by Anthony Eden,
April 2, 1954,
CAB129/67.)。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英国政府代表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协商。5月30日,英国代表威尔逊(Harold
Wilson,工党议员)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表示:“中英贸易的开展,符合两国的需要,因而是对两国有利的。昨天曾向雷部长提到,中国似应在英国设立一贸易机构,而英国方面为了推动贸易也有建立一个特别机构的必要。”周恩来对此回复:“中英贸易应该按照两国的需要,以及两国人民的利益来进行。关于威尔逊先生建议中国在英国设立贸易机构,我们将加以考虑。”(《周恩来会见英国议员威尔逊、罗伯逊·布朗谈话纪要》(1954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13页。)在此之后,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还与雷任民、宦乡约定互设商务处,以处理英中贸易商务以及互派贸易代表团促进两国贸易发展。对于设立商务处,威尔逊和布朗(Robertson
Brown,保守党议员)甚至表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而且是有根据的(此语似乎暗示已得艾登同意)”。(《周恩来关于代表团与英方接触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415页。)

芬兰于1950年10月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与中国那建交的西方国家。芬兰没有参与对华禁运――也难怪,“芬兰化”的芬兰嘛。中国则积极与芬兰发展贸易关系。1952年9月,中、苏、芬在莫斯科签订了总额为3400万卢布的三角贸易协定。1953年中国和芬兰又签订了5000万卢布的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也就是说,西方世界终于被打开一个窗口了。

在杜维廉和雷任民等人的推动下,日内瓦会议尚未结束,英中两国便开始着手贸易使团互访的准备工作。为了解决接待中国访英代表团以及访问日程的安排等问题,6月11日,英国的五个工商团体在英国政府的鼓励下组建了“中英贸易委员会”(SinoBritish
Trade
Committee)(该会作为一个半官方团体,一直是英国海外贸易局关于对华贸易的咨询机构,并同英国贸易部及政府其他部门保持联系。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79页。)。6月28日,在中英贸易委员会的周密安排下,英国第一次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官方贸易代表团。在此之前,威尔逊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承诺访问团到英国后“将会受到官方和议会的欢迎”。(《周恩来关于代表团与英方接触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415页。)

1952年4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分别与英、荷、法、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锡兰、印尼、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签订了总额为2.23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英国政府以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开辟对华贸易的民间渠道为契机,利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建立了双方贸易的“官方渠道”,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英中两国贸易的扩大。两次会议为英中贸易的发展、英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英国政府开始从最初暗自寻求调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逐渐转变为公开与美国展开协商,并主动通过官方渠道拓展对华贸易渠道。

这一年中国还与曰本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其中中日民间贸易额双方各为3000万英镑。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英中贸易使团的互访活动更加频繁。1955年3月英国贸易代表团第三次访华时,中国政府再次向其抱怨英国的禁运政策影响了两国贸易(
From Foreign Office to Peking, May 6, 1955,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K, AprilJuly 1955, Folder 2,
FO371/115108.)。适时,贸易的不景气也使得“英国病”在英国经济中表现得愈发明显。1955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被联邦德国超过。6月13日,贸易委员会主席桑尼克罗夫特建议内阁:“虽然英国应与美国在东西方贸易政策上保持一致行动,但我们也必须正视当前英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
37, Accession of Japan to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Memorandum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June 13, 1955,
CAB129/75.)不难看出,英国政府在特殊盟友与自身利益之间正面临矛盾的选择。

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在致国会的报告中也承认,1951年5月18日的联大关于对中国的禁运,并未能阻止“自由世界”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他在报告中说,西方世界对华共产党中国的输送的物资,1951年为4.33亿美元,1952年为2.57亿美元,1953年为2.7亿美元,而中国的出口也从1952年的3.65亿美元增加到了1953年的4.25亿美元。

正当矛盾之时,法国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倡议促使英国最终决心优先维护自身利益,加快缓和对华贸易管制。8月4日,法国政府照会美国与英国政府,要求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将对华贸易管制置于和苏联集团同样的水平。9月13日,英国国防大臣劳埃德(Selwyn
Lloyd)建议内阁:“当前与美国讨论修改对苏联集团贸易管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应该削减对华贸易管制的水平,使其与对苏联集团的贸易管制水平相同。”
122, Security Controls on EastWest Trade, Memorandum by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September 15, 1955,
CAB129/77.)于是,利用法国提出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契机,英国趁机向美国提出废除“中国差别”的要求。10月3日,英国要求美国重新审查并修改中国委员会的禁运清单(
EastWest Trade,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 April 19, 1956, FRUS, 1955-1957, Vol.X,
p.342.)。然而,在随后召开的美英法三国会议上,美国依然强烈反对废除“中国差别”
(Shu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35.)。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甚至辩称:“坚持当前的对华贸易管制水平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讨价还价。”(
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 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31, 1955, FRUS, 1955-1957, Vol.X, p.266.)

到了1953年的春天,由于战争的烈度开始降低,停战谈判也拖延日久;也由于新中国推行拓展与西方国家的积极政策,西方国家与新中国贸易又呈上升势头。上半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英国由1952年的4500万英镑增至6100万;西德由280万美元增至2500万美元;法国由330万美元增至1240万美元;曰本由50万美元增至450万美元。

美国政府的态度引起英国商界人士的强烈愤慨。12月22日,英商中华协会致信英国外交部:“我们充分理解英国在国际事务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行动的重要性,然而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缓和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中不可能取得一致,因此,我们建议英国直接采取单边行动。”
(From China Association to Foreign Office, December 22, 1955,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K, JulyDecember 1955, Folder 3,
FO371/115109.)与此同时,长期对华贸易禁运也引起部分政府官员的强烈不满。1956年1月24日,多兹帕克(DoddsParker)在议会质问桑尼克罗夫特:“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难道现在不是缓和对华禁运的最佳时机吗?对华贸易管制水平不应该与对苏东国家保持一致吗?”桑尼克罗夫特只好表示解决这个问题远比提出和回答要复杂得多。(
Parliamentary Question, January 24, 1956,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K, JanuaryMarch 1956, Folder 1, FO371/120943.)

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继续对其盟友施压,1953年7月29日,在停战后的第3天,杜勒斯就同时致电26个美国驻外使团,要求各个盟国继续维护对华的贸易禁运,1953年12月初,美、英、法在百慕大开会,主题之一就是协调朝鲜停战后三国的对华政策。美国杜勒斯公开宣称要“继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并几次驳回了曰本关于将中日贸易控制放宽至欧洲各国与中国贸易同行程度的要求。为保证禁运效果,甚至要求台湾的国民党方面扣押前往中国的苏联、东欧国家商船。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加速与美国政府协商缓和对华贸易管制问题。1956年1月31日,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开始就“中国差别”的存废问题展开谈判。在英国的强烈要求下,艾森豪威尔表示愿意修改对华禁运清单,但依然不愿意放弃“中国差别”。(
EastWest Trade,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 April 19, 1956, FRUS, 1955-1957, Vol.X,
p.342.)为了尽快实现对华贸易管制的缓和,在内阁的指示下,2月28日,英国驻美大使马金斯要求杜勒斯确定“巴统”会议的召开时间,杜勒斯以问题复杂为由予以拖延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8, 1956,
FRUS, 1955-1957, Vol.X,
p.317.)。此时,英国政府内部要求废除“中国差别”的呼声持续增高。3月13日,英国进口许可证委员会官员艾布拉姆森(S.Abramson)强烈建议英国贸易委员会:“在颁发许可证问题上,英国应该同等对待中国和其他国家。”
(From Import Licensing Committee to Board of Trade, March 13, 1956,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K, JanuaryMarch 1956, Folder 1,
FO371/120943.)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日等西方国家被迫屈从于美国的无理要求,开始又一轮的对华禁运高峰。据美方统计,1953年7月-12月,西方国家对华出口额约为1.1亿美元,较之同年上半年减少约5000万美元。暂时遏制住了西方世界的对华贸易。

鉴于美国一贯奉行的拖延策略和国内政商人士的呼声,英国政府决定利用“巴统”的“例外程序”(1951年,巴统相继通过第471号文件和第782号文件规定。前者规定,如果巴统成员国不出口巴统管制清单内的物品就不能从苏联集团国家获得本国急需的物资时,经巴统组织事前同意,可以向苏联集团国家出口巴统管制清单内的物品。后者规定,只要属于民用而不用于军用目的的物品,可以先出口,事后再向巴统组织申报备案。1951年8月,美国通过的《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实际上也确认了这一原则。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第146—147、269—270页。)扩大对华出口。5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1955年12月由国防大臣改任外交大臣)照会杜勒斯:“英国今后将对‘中国差别’所包括的出口物资逐渐采取‘例外程序’来处理。”(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May 14, 1956, FRUS,
1955-1957, Vol.X,
p.363.)“例外程序”的利用有助于英国扩大对华贸易,也进一步巩固了英中两国在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取得的贸易成果。同时,英国政府并未放弃劝服美国废除“中国差别”的机会,始终为英美协商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留有余地。5月25日,英国政府再次强调充分利用“例外程序”扩大对华出口的前提是不涉及战略物资的出口,所有“例外程序”的利用都将会受到严格监控,以防有助于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物资出口。(
China Association, Bulletin No.121, Edited by E.R.Price, June 20, 1956,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K, MarchJuly 1956, Folder 2,
FO371/120944.)然而,这一表态并没有换来美国态度的转变,英国只能继续利用“例外程序”缓和对华贸易管制。

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疯狂了,封锁、禁运本身就是一项损人不利已的举动。西欧诸国在这方面不可能长时间的按美国的指挥棒动,何况金钱的诱惑力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无法的阻挡的。何况仔细较起真来,美国自己也没有做到完全的对华禁运,比如“猪鬃大王”古耕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例外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对华贸易,但废除“中国差别”进而扫除英中贸易扩大的最大障碍,才是英国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目的。1957年1月10日,主张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当选为英国首相。此时,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饱受考验的英美特殊关系出现了裂痕。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英国政府最终决心单方面废除“中国差别”。3月1日,英国通过美国驻英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表示,英国“不可能基于战略原因继续维持‘中国差别’。这些额外的管制措施给英国及其附属海外领地,特别是香港,造成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女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再有能力维持这些政策多久”,因此,英国政府理应废除“中国差别”(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 1957, FRUS, 1955-1957, Vol.X,
pp.418-419.)。同时,英国商业界同样强烈要求政府与美国谈判,缓和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政策,至少要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调整到与苏联同等水平;如果美英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英国应该采取单独行动(
From SinoBritish Trade Committee to Foreign Office, April 23, 1957,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Kingdom, JanuaryMay,
1957, Folder 1,
FO371/127353.)。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最终于5月27日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单方面宣布:“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废除‘中国差别’,以后只接受最低限度的对华贸易管制。”(Mutual
Aid Dept Brief, May 28, 1957, FO371/123804.Cited from Wenguang Shao,
China, Britain and Business: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1949-1957,
p.112.)此后,英国对华出口开始采用与对苏东国家同样的贸易清单,对于只要不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英国政府都同意向中国出口。由于出口物资种类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出口商品的范围越来越广,英国对华贸易额开始持续大规模增长。

猪鬃是制刷的一种原料,也是美国禁运的战略物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大量需要这种原料。而中国是生产猪鬃最多的国家。我国政府就利用爱国商人,“猪鬃大王”古耕虞同美国做生意。古先生是重庆生人,也是长期垄断我国猪鬃产业的巨头。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国内的全部产业交给国家,并受政府委托,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出口生意,他利用台湾和美国的护照,在香港美国注册了公司,秘密同美国做生意。当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华全面禁运、对中国在美国财产实施管制时,古先生在美国银行的700万美元也被冻结。1951年,古凭着智慧和胆量,在美国与美国政府斗法,迫使美国宣布解冻他的700万美金,而且也使美国当局同意他运输货物到中国大陆交换猪鬃。

四、结语

至50年代中后期,英、法、日、荷、意先后放弃对华的禁运,恢复了同中国正常的贸易关系。从60年代末起,美国也不得不放宽对华禁运,1971年美国宣布结束了对中国长达20年的禁运,1972年美国同中国恢复了正常的贸易关系。但到了1989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保卫香港的考虑以及美国施加的压力,英国对中国大陆实行了以武器禁运为主的贸易管制政策。历经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远东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加强了对华贸易管制,不仅众多战略物资被禁运,而且随着限制出口的物资种类越来越多,大批非战略物资也被纳入禁运的范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大大限制了英国对华出口,严重影响了英国战后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且损害了英国在香港与远东英联邦国家的利益。由于冷战初期的英国需要美国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再加上朝鲜战争的影响,英国并不敢公然违背美国主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1952年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为英国打破贸易禁运政策的不利影响提供了契机。通过扩大民间对华非战略物资贸易,英国政府开辟了一条新的对华贸易民间渠道,由此缓和了对华禁运政策。虽然此后美国推动“巴统”中国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差别”政策,并迫使英国暂时加强了对华贸易管制,从而破坏了刚刚建立的对华贸易民间渠道的正常运转。但是随着朝鲜战局的缓和,以及马歇尔计划结束后美国对英国经济援助的减少,英国很快开始主动放松对华贸易管制,英中民间贸易由此迅速得到拓展。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先是利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建立了扩展中英贸易的“官方渠道”,随后又利用“例外程序”打破“中国差别”的束缚,并最终单方面宣布废除“中国差别”,从而全面缓和了对华贸易管制政策。

从总体来看,朝鲜战争期间的对华经济战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最严厉的情况应该是在1952年,到了1953年有所缓和,后来虽然由于美国的坚持又有一段时间的下降,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贸易又开始了增加。

实际上,考虑到中英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需要,英国并不反对对新中国进行贸易管制。随着远东局势的紧张,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甚至将对华贸易禁运的范围从最初的武器禁运扩大至战略物资禁运,还要求香港与远东英联邦国家也采取类似措施。然而,国家利益的偏差使得英美两国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产生诸多分歧。在此过程中,英国并不总是一味迁就于美国,而是暗中利用机会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深知美国反对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但仍然默许国内商人和具有官方背景的国会议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并利用参会的英国商人推动对华贸易民间渠道的建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正是在此基础上,英中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而当已有的贸易管制政策成为英国追求对华贸易扩大的最大障碍时,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在对华贸易中经济利益的考虑最终超越了维护英美特殊同盟关系的需求,这使得英国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与美国“分道扬镳”。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冷战时期的英美特殊同盟关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深受两国国家利益的驱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英国选择不断突破英美特殊关系的禁锢,主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背后隐藏的重要动机。

而这种禁运对中国的影响是有的,他迫使我国进一步的倒向苏联。从而抵消了禁运给我国带来的种种困难,我国在1953年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占国家外贸的76%,而且也从苏联得到了大批的军事物质和技术支持,这对于当时装备落后的我军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本文作者吴浩,上海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刘艳斐,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大力禁运,但我国除了通过官方渠道突破外,民间也出了大力,比如最近逝世的霍英东先生,他当年就是冒着危险为我国偷运了大量的物资,也为他提供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央对其另眼相看,他改革后在大陆的生意顺风顺水,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其原因,可以从5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答案。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委高原学科项目“上海大学世界史”的资助。

今天我国回首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除了那些在异国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士兵外,请也不要忘记那些在经济战线上为我国打破敌人封锁做出贡献的人们。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