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也影响着个体的政治参与模式。现有研究较多围绕社交媒体展开论述,而对“政治参与”这一核心概念缺乏细致深入的梳理。文章主张从认知性参与、表达性参与、行动性参与三个向度检视社交媒体与个体政治参与的逻辑关系。这一基于“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交媒体自身特征与不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而且将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路径参考。

Augustine and the End of Ancient Greek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and Its
Effect: A Discussion of the Road to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Out of the Toolization Tendency of Marxist Philosophy Study

社交媒体;政治参与;表达性参与;认知性参与;行动性参与;关键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李斐

作者简介:张荣,甘肃天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世纪哲学和德国哲学研究。
张荣,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作者简介:郑忆石,女,浙江省温岭市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农学斟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工具化趋向。【摘要】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也影响着个体的政治参与模式。现有研究较多围绕社交媒体展开论述,而对“政治参与”这一核心概念缺乏细致深入的梳理。文章主张从认知性参与、表达性参与、行动性参与三个向度检视社交媒体与个体政治参与的逻辑关系。这一基于“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交媒体自身特征与不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而且将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路径参考。

原发信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0178期

内容提要:在充分肯定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须警惕弥漫其中的工具化倾向:一是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而淡化其理论功能;二是以理论的有用性取代或否认学理致思的必要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单纯的实用工具。其突出特征是,过于依附于现实而沦为纯粹的工具,过于关注经济利益而沦为追名逐利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工具化倾向,是历史、现实、文化传统、主体认知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克服这种工具化倾向,需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哲学本性的学理性与实用性的关系、哲学功能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的关系,以及研究主体的自在与自为的关系。

关键词】社交媒体 认知性参与 表达性参与 行动性参与

内容提要:古希腊的自由之思显现为对善本体的辩护。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性的选择与意愿行为的讨论,虽然已经达到了古希腊自由观的一个新高度,但未达到将自由视为哲学至上原则的地步。奥古斯丁对基督教原罪论的哲学阐释,使肇始于自发、自愿意义上的选择与意志的自由决断发生本源关联,终结了古希腊的内在自由之思,完成了将内在自由外化为绝对命令的中世纪转向。

关键词:工具化/哲学功能/哲学本性/研究主体

作者】周凯 李斐

关键词:内在自由/创造/神正论/自由决断/正义

标题注释: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题。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斯·约纳斯哲学思想及其效应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原发信息:《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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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学术界,洛克被习惯看做西方自由观念的起源。这一观点有某种缺憾,因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不是洛克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渐进过程,促使洛克完成这一奠基的因素众多,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自由思想等。本文力求做一次更深远的探源,在确证奥古斯丁自由之思终结希腊自由观的意义之际,问询这种自由观之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奥古斯丁对秩序、法、正义和爱的一系列论述中。

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实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也是其职责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实用化导致理论沦落为“现实应声虫”时强调研究的学理性,又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封闭性导致理论蜕变为“展馆青铜器”时强化研究的现实性。然而,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始终存在。因此,如何在“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1]双重向度的统一中,既使理论行之有效地服务于实践,又避免理论亦步亦趋地追随现实而沦为纯粹的应用工具,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古希腊自由之思的知识论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的表现

但凡有人类以来,自我认识的历史就开启了。古希腊人将这种自我认识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为了刻画这一高度,我们需首先检视一下古希腊的自由之思及其特点。

这里的“工具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有用性取代学理性,在过分夸大其实践功能而淡化其理论功能的致思趋向中,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单纯服务于现实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工具化的研究倾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表现形式亦有所不同。

希腊自由之思最初表达的是与必然性、命运、偶然性相关的思想,往往表达对神圣法力的对抗,对命运、不公正、冤屈的辩解与申诉或赔偿,把人的行动理解为拥护自由的可归责行为。希腊早期的自由概念是城邦式的政治自由。在荷马时代和后荷马时期,和自由相关的是如下术语:自发性(sua
sponte)、权威(auctoritas)、权能(potestate)、选拔(eligere,electio)、决断(arbitrium)、思虑、同意(delibrare,consilium)、意欲、意愿(velle,voluntas)等等。直到梭伦时代,与自由人相对的,不再是奴隶,而是“非希腊人”、“野蛮人”①。自由乃是神所建立的,因此成了宗教崇拜的对象。自由不是等级式的了,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处于无限统治地位。②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工具化的典型表现是哲学属性上的高度依附性,即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因哲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导致其工具化。

除了城邦概念外,早期希腊文化在“自愿”这个意义上表达“个体自由”,在荷马史诗中,自愿作为一种欲求,表达人的一种身体或精神状态,一种体质和心境。人基于本己的本性冲动而行动,不服从任何外在强制,在与最终的强制力对抗中,自由在英雄人物身上上升为一种强求得到一种超越命运的可能性。③即便英雄人物比诸神更自由,这种自由依然是消极的,表明一种“非强制”状态,它缺乏道德规定,因为道德自由与自制、自律相关。在智者派那里,自由与自然密切相关。由本性规定,就是自由的,受法则规定,对本性而言,就是桎梏。智者派的“本性”或“自然”,如同医学或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的自然一样,不受外在强制,从自身展开,这种自由乃是“内在的自由”,本性的自由,自然的自由。然而,影响本性自由的东西往往是强制的,与受法则惩罚的东西相对。④既然意志就其本性与可承担的东西(Zutr
gliche)相关,现在自由就等同于服从本性。正如斯多亚派,按照本性生活,就是自由的生活。

不可否认,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阶段我国的哲学发展,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在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在随后的传播、研究、运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哲学形态出现了,一支集教学、宣传、研究、翻译于一体的队伍也得以形成。二是设立其他哲学分支学科。它们在前30年我国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各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思想家们,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于各自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不同学科间的互补。

希腊的自由逐渐从城邦政治层面转向个体道德方面,这种转向对自由观念的嬗变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作为规范的本性相较,考虑到可承担的东西,现在必须找到一种选择。可承担的东西(作为维持生命的东西)、求生,或者快乐(作为最高的生命预期与生活期待)规定着选择什么、逃避什么。然而,并非任何快乐都是值得追求的。按照德谟克利特的说法,只有对道德性的快乐才是值得追求的。这样,从意志的层面,就发生了从生物学层面向道德层面的转向,这是希腊自由之思的另一个变向。当德谟克利特把这种“灵魂的善”看作比其他的善物更神圣时,这种区别其实以认定一种在最高意义上充满快乐的、一种神一般的存在为前提。这样的东西就是应该意愿的,选择便成了某种可承担的义务,我们必须意愿应该存在的东西。⑤例如,高尔基亚认为,最神圣的事,就是说出应该的事情中的应该、所有共同的法则,并且践行之。⑥

改革开放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天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将关注点集中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这一点,我们仅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著作中,便可证明)。就学术层面而言,这种探索包括新概念的提出、新范畴的推演、新命题的展开、新理论的创建等;就话语方式而言,这种探索是运用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相契合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有作为职业哲学家的李达、艾思奇等人,分别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而通俗的阐发;有作为政治革命家的毛泽东,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多个层面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成;有众多哲学教师和研究者,在参与诸如“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等问题的讨论,以及诸如“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学术争论中(以杨献珍等哲学家为主要参与者的这些争论最终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某些领导人主观意志的决定,在与政治直接挂钩中破坏了正常的学术争论,并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思考,从而在有别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解读与解答。

苏格拉底指出,“自由乃至善之行动”⑦。这不仅需要假定一种对更好者的认识,而且要假定一种在“先行持有”(Vor-nahme)、“偏爱”[vorziehen]意义上、在道德决断意义上的选择。为了认识更好者,必需一种特殊能力,一种“灵魂的度量艺术”⑧有价值的认知,因为它与自然地追求最快乐的东西相契合,可能受一个更微小的善——与至善相比——因而是恶的强制性这一表象之阻碍,不能把握“最好”的东西。一方面,“通过自我控制,不断净化,达成完美的自足这一目标”⑨,另一方面是方法研究,这都是道德决断的条件。自主是古希腊自由追问之路上的一个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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